罗莎· 帕克斯不是第一个因违反蒙哥马利县公共汽车种族隔离政策而被逮捕的黑人乘客，她甚至不是第一个在那一年违反这项法律的乘客。1946 年，日内瓦· 约翰逊就因与蒙哥马利县的公共汽车司机就座位发生争吵而被捕。1949 年，维奥拉· 怀特、凯蒂· 温菲尔德和两个黑人小孩因坐在白人专区并且拒绝让座而被捕。同年，两个从没有种族区分的新泽西州来的黑人青年因为坐在一个白皮肤男人和小男孩的旁边违反法律而被捕。1952 年，一名蒙哥马利县警察开枪射杀了一个与公共汽车司机吵架的黑人男性。1955 年，就在帕克斯被捕入狱前的几个月，克劳黛· 科尔文和玛丽· 路易丝· 史密斯分别被捕，她们都拒绝给白人乘客让座。

然而以上的任何一次事件都没有引起抵制或抗议运动。“其实当时在蒙哥马利县并没有很多真正的激进分子，”民权历史学家兼普利策奖得主泰勒· 布兰奇对我说，“人们并没有预先计划要进行抗议或示威。激进主义只会在法庭上出现，而一般人是不会那样做的。”

年轻的小马丁· 路德· 金恰恰在帕克斯被捕前一年，也就是1954 年时到达蒙哥马利县，他发现这个城市绝大多数接受隔离的黑人都“没有明确地表示抗议，他们不仅接受了隔离本身，还接受了随之而来的虐待和侮辱”。

那么，为什么当帕克斯被捕的时候，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呢？

一个解释就是，当时的政治环境还在急速变化。前一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了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裁决结果，规定在公共学校进行种族隔离为违法行为；在帕克斯被捕前6 个月，最高法院颁布了法案，要求学校必须以“绝对审慎的速度” 消除种族隔离。全美上下弥漫着一种强烈的感觉，改变似乎开始了。

但这不足以解释为何蒙哥马利县会成为民权运动的聚焦点。克劳黛· 科尔文和玛丽· 路易丝· 史密斯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后被捕，然而她们的遭遇没有引起抗议。对于很多蒙哥马利县的居民来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只是一个遥远的最高法院的抽象名词，而它对当地是否会产生影响，或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人们都无从知晓。蒙哥马利县不是亚特兰大，也不是奥斯汀或其他可能出现改革的城市，这里似乎与改革无缘。“蒙哥马利县是一座非常令人厌恶的城市，”布兰奇说，“种族歧视以其特有的方式在那里存在着。”

然而，帕克斯的被捕在城市里引发了不寻常的变化。罗莎· 帕克斯与其他因违反公共汽车种族隔离政策而被监禁的人不同，她很受人们的尊重和认同。所以她的被捕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习惯（也就所谓的朋友义气），点燃了抗议示威的导火索。帕克斯在蒙哥马利县众多社会交际网中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使得她的朋友们在黑人群体的冷漠反应占上风前就对此事做出了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