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抵制运动开始的3 个月后，蒙哥马利县的警察开始采取大规模逮捕的方式来阻止这场抵制运动，这时黑人社群已经对警察的镇压选择了友爱的态度。大陪审团起诉了90 人，所有这些人几乎都主动跑到法庭要求逮捕自己。有些人还跑到警察局看看自己的名字在不在起诉名单上。金后来写道：“那些没找到自己名字的人觉得很失望，曾经被恐惧影响的人们如今已经彻底变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运动的蔓延，一波又一波的凶杀、袭击、逮捕与殴打接踵而至，抗议者们没有用暴力回击或者后退，或是用策略来反击（在蒙哥马利县成为运动参与者的中流砥柱前，人们是这样做的）——他们只是站着不动，告诉那些白人警察说自己会在他们的仇恨消失时原谅他们。

金写道：“对手的策略不但没有停止这次运动，反而给了运动更大的动力，让人们更加团结了。他们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一群可以哄骗或者会屈服于白人意愿的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付的黑人已经无所畏惧了。”

当然，蒙哥马利县公共汽车抵制运动之所以可以成功，之所以会点燃席卷美国南部全境的运动，背后有很多很复杂的原因。但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社会习惯的第三个方面。金的理论中嵌入了一套新行为，可以将运动的参与者转化为能够自我引导的领导者。我们传统上并不认为这是习惯，但是，通过给予示威参与者一种新的自我身份感，金把蒙哥马利县的斗争换了一个样。示威游行在人们的积极参与下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因为这些人已经在主导整个历史事件。这种社会活动的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自发性行为，而且扩散到了其他地区。与金素未谋面的学生与示威者已经可以通过观察参与者的习惯性行为来领导这场运动。

1956 年6 月5 日，联邦法官判决蒙哥马利县的公共汽车种族隔离法违反宪法。这已经是帕克斯被捕一年之后，县行政机构对此判决不服，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结果12 月17 日，最高法院终审维持原判。3 天后，县里的官员接到命令，要求在公共汽车上取消隔离的做法。

第二天早上5 点55 分，金、E·D·尼克松，拉尔夫·艾伯纳西以及其他人在时隔一年多以后首次乘坐公共汽车，而且都坐在了前排。

白人司机问：“我觉得你就是那位备受尊敬的金，对吧？”

“没错，是我。”

司机说道：“今早您能坐我们的车，我们感到很高兴。”后来，美国有色人种民权促进协会的律师（未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说，抵制运动与蒙哥马利县公共汽车上种族隔离政策的终结关系不大，是最高法院不偏不倚地修改了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