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某种神秘的“Kumbayah”自然主义。生命系统往往错综复杂，其运行方式也不是最有效率的——很多情况下处于一个持续变动的非平衡状态。生命系统本身有各式各样的工具和策略，但它们却很少有发挥作用的机会。携带着这些有用但又很少生效的机制对细胞、生物体和生态系统都会造成实质性的负担：减缓生长，降低最高效率，限制局部所能获得的资源，从而累及系统整体。

同样，在现实社会中推行这类策略也不容易，在政治上尤其不可行。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以损害短期效益为代价，来为一个不一定会发生的危机做准备，提高将来度过危机的概率。当然，这种危机很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未雨绸缪就像是在晴天卖雨伞，即使环境再好，仍然是个艰巨的任务（关于这一点可以询问任何一个政企领导人），更何况是在现在这个痴迷于赚快钱的世界，没有耐心的股东、季度盈利报告、两年一次的选举、紧迫的财政预算等，一切都是那么浮躁。若非如此，我们本可生活在一个泡沫更少的世界中，人们也不会抱怨参加消防演习浪费了他们的时间。

生命系统还具有极强的周期性。恢复力研究奠基人之一，生态学家C·S·霍林（C.S.“Buzz” Holling）将其称为“适应性循环”，由四个不连贯的循环阶段组成。首先是一个迅速的“增长阶段”，这个时期的生命系统相当于幼年期的森林，基础资源被聚集起来，相互之间开始互动、组合；接下来是“保护阶段”，这个时期的生命系统像成熟一些的森林，能够更加高效地锁定和利用资源，但与此同时整个系统也会变得愈加脆弱；在此之后是“释放阶段”，系统在此阶段中通常发生一次故障或崩溃，资源被分散；最后则是“重组阶段”，整个循环又重新开始。

尽管不是所有系统都一丝不苟地照此运行，但适应性循环可帮助我们理解生态领域之外许多实体的恢复力。例如在工业领域，适应性循环就无所不在。再想想，同样的故事在商业领域也在不断重演：某创业公司推出一项新产品或服务，市场需求极为旺盛。通过优化创意和大幅削减非营利性因素，该产品销量增长非常迅速，这家公司得以挤压其他较小竞争对手，占据大部分市场，获取丰厚利润。然而没过多久，又一个竞争对手横空出世，凭借新产品在市场站稳了脚跟。原来那家创业公司突然发现，之前造就其成功的最优化配置，反倒成为现在无法适应市场、跟不上最新市场行情的罪魁祸首，公司迅速衰落了。结果呢，公司原来的人力资源重回市场，新一轮创业循环又开始了。增长、保留、释放、重组，听起来很耳熟吧？这个故事在市场上曾一再重演：比如底特律在20世纪70年代面临的石油危机，微软在20世纪90年代面临的互联网兴起，索尼在21世纪初面临的来自iPod（苹果公司出品的一款多媒体播放器）的竞争。

在恢复力讨论中，另一个相关主题是网络的重要性。网络指的是一个通用、概括的参考系统，用以描述各种信息、资源和行动是怎样在许多复杂系统中运行的。例如，生物学、经济学和生态学等领域共用一套描述方法，研究者便得以对各种完全不同的系统遇到的类似问题加以比较，比如制止某种事物的蔓延——比如一种真正的病毒，一次金融恐慌，一个有害的行为，一种环境污染物等。拥有一套共享的参考框架能够让我们得以思考一个领域中的成功策略如何应用到另一个领域。我们将在一些新兴领域看到这一点，比如生态金融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