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不会是因为隔壁的鱼摊还在营业，没有拉上百叶窗的缘故呢？”

“那为什么没等下去呢？”

砂越迈步走回鱼摊，问站着等在那里的义男。

“您看到蛙镜男站在那里时，离您打烊还要很久吗？”

义男回答说：“不是啊，就快到打烊的时候了。我是在二楼的窗户边看到那个男人站在那里的。”

“这样啊。”砂越不解地沉吟道。

“后来您又见过那个可疑的男人吗？”

“没再见过。就十号当天见了一面而已，后来再也没见到过。”

于是二人再次返回元地敏子的店铺前，向她询问是不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男人拿来那张画着黄线的五千日元纸钞的。

敏子思忖半晌，说“好像是吧”。

刑警们兴奋了起来。

“那个男的，是不是戴着一副蛙镜？”砂越问道。

“蛙镜？”敏子反问道。

“就是大眼镜。”

“这么说起来，嗯......确实戴着呢。”敏子干脆地说道。

“戴着吗？那个蛙镜，是红色的吗？”

“不是啊。不是红的啊。”

然而，敏子的证言还是模棱两可的，只要重复问上几遍，就又会变成“不清楚啦”或是“记不得了”。

砂越他们暂时借来元地婆婆的那张五千日元，带回警署，与从钵吕屋发现的那张摆在一起，试着进行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