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不能苟同支持奴隶制的政府，梭罗在隐居中拒绝交税，因此短暂入狱，后来他姑妈代他交税才得出狱。梭罗因此意识到，如果可以唤起大众，引起足够多的人效仿，以非暴力的形式反抗不义的法律，那政府机器--法庭和监狱--就会因人满为患而瘫痪。后来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证明了梭罗所揭示的非暴力不合作是可行和有效的。直到今天，梭罗那段话仍掷地有声、引人共鸣：“除非国家能够承认个人是独立于它的，比它拥有更高的权力，承认它的权力与权威都是来自个人，并因此以相应的态度对待他们，否则，这个国家永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与开明。”

关于隐逸的力量，19世纪隐居撒哈拉沙漠的法国思想家富科尔表达得更加完整。富科尔在沙漠隐居多年，最后却为了保护当地农民而修筑抵抗赛努西军队的要塞，因此被射杀。他修筑要塞是向行武力者关门，却是向弱者打开大门。他说，隐士不应该只筑起藩篱，让外面的世界无法侵入，反而应该勇于突破藩篱，为增进自己与外在世界的相互理解而努力。

富科尔的话当可得到真正有力量的隐逸共鸣。20世纪60年代，放浪形骸、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在西方甚嚣尘上，法国思想者莫顿却在隐居中发出警告：人的自由，并非单单通过抛开一切约束和社会责任、生活在离群与自恋中就可以获得，相反，这样做只能让人类发挥自由和实现自我的能力受到完全的破坏。他将自己的隐士生活称作“一种反抗”，因为“在我森林的屋子里，我反抗战争，反抗一切”。他渴望与世隔绝，潜心于自己真正想做且应该做的事，但他也承诺，“在有必要的时候，我会从那里出来，帮助别人”，正如他的前辈圣安东尼，后者隐居沙漠20年后重回世界，帮助那些需要他的人；又好比帕拉马斯的格拉高利，他大部分人生在孤独中度过，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却重回城市，出任塞萨洛尼基的大主教，为对抗社会的不义而战斗。

一棵树能够献上的最大的荣耀，就是活得像一棵树。以一棵树的角度指向天空，就是隐逸的力量。如果一定要分解，可以用两个元素概括隐逸的力量：羞耻感与正义感--羞耻感让他们无为，正义感让他们无不为。请允许我用一个精妙的古希腊神话来结束此文。宙斯派赫尔墨斯将两件礼物带给人类：一件是羞耻感，一件是正义感。赫尔墨斯问宙斯，是否应该将这两件礼物只分配给其中一些人，就像木匠或商人的才能一样？宙斯的回答是不，一个社会只需要一部分人是木匠或商人，但需要每个人都有羞耻感和正义感，否则这个社会注定是维持不下去的。因此，应该把羞耻感和正义感分配给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