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王国最终存在着一个上帝或一种类似上帝的秩序和体系，而现代化学是无边的，甚至于是可怕的，它最终指向哪里至今还不清楚；它使人类生活发生了巨变，但也产生了南极臭氧空洞，就像化学老师的假眼。大学四年，我沉溺在遥远的数学王国，差不多忘记了这是一所将来为人师表的学院。我已走得很远，远到阿基米德、欧几里德、祖冲之和张衡。我误入歧途，但也可以说独辟蹊径，这在科学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许多人沿着某条蹊径或歧途走下去而成为伟大的数学家，我相信我也会如此。但是四年后，我发现等待我的仍是中学的教书先生，并且几乎没有选择地被分回了母校。我能读师范，除了残联的干预，同母校签的协议也是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如同当年化学老师的预言一样，我又见到了化学老师。化学老师并没因为当初的预言而有任何得意之色，在他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几年光景，化学老师明显老了，假眼在我高考那年掉了之后再也没装上，留下了一个空空的眼窝。也不戴眼罩，就那么空着。头发也更长更稀了，已经见顶，而空空的眼窝则像那个季节的果实。那时校园的松果已经发黑，石榴灿烂开裂，如我们的内脏。太多的老师教过我，因此我对化学老师也没特别的尊重，甚至比从前还冷淡。一代一代的学生循环为老师，我这种重返母校的情况并不鲜见，大家各操教鞭，都是同事，没什么师承关系。我依然穿黑衣服。不同的是，作为数学教师，我的黑衣比学生时代的黑更为考究，衣服不是简单的黑就完了，而是要体现出教师的庄严肃穆。此外，多年前我做学生时就梦想一柄手杖，现在我可以拥有了。我还留了唇髭。我想，既然我与众不同，那就再彻底一点。黑礼服、黑手杖、修剪整齐的唇髭，目空一切，这使我有了一种与人格格不入的庄严效果。直到有一天，一位同事告诉我，学生都说我像日本人，我才感到某种真正的侮辱。这之前别人说我什么我都不在乎。

我想也许我该再配一顶黑色礼帽？像福尔摩斯那样？但恐怕还是像日本人，因为据说日本人很早就风行过福尔摩斯式的帽子，这让我颇为烦恼。我说不上是民族主义者，也说不上反感日本人，但说我像日本人，我的确觉得受到了侮辱。哪怕说我像英国人、塞浦路斯人或柬埔寨人，我都可以不予理睬。我不能不忍痛割爱。不再西装革履，改穿中式服装，我回到了传统，像章太炎或死硬的辜鸿铭那样，看上去老气横秋，绝对的中国做派。

我还想过留一条大辫子，像康有为那样，我觉得这真的没什么不可以。我开始蓄发，剃了日式唇髭。我的庄严形象有点受损，甚至一落千丈，简直像阿Q或孔乙己。好在我坚持把手杖留下来，这纯粹是我个人的标志，不是学日本人或英国人，我的确有点瘸。没人再说我像日本人，但仍叫我瘸子。我不能禁止别人这样叫，包括学生。尽管我是从母校出来的，无论校长、同行（当然不包括化学老师），还是学生，都不接受我复古的孔乙己形象，但这是我个人的权利。现在许多方面的确好像是自由多了，至少没人再规定你能穿什么不能穿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