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莫言的创作并没有达到我们这个时代精神创造的最高点。他的作品缺乏伟大的伦理精神，缺乏足以照亮人心的思想光芒，缺乏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所说的“理想倾向”。他的写作固然也表达了他对生活的不满甚至恨意，但是，在这种常常显得极端的情绪性反应的背后，你看不到多少升华性的力量，反而看到了对性、暴力、恋乳癖等消极心理和行为的渲染。在他的作品的内里，总是漫卷乖戾情绪的乌云，总是呼啸着诡异心理的狂风。他的作品也许不缺乏令人震惊的奇异效果，但是，缺乏丰富而美好的道德诗意，缺乏崇高而伟大的伦理精神，缺乏普遍而健全的人性内容。他的获奖，很大程度上，是“诺奖”评委根据“象征性文本”误读的结果，--他们从莫言的作品里看到的，是符合自己想象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而不是真正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更让人担忧的是，由于获得“诺奖”造成的光晕效应（Glittering　Generality）和光环效应（Halo Effect）的影响，莫言的恋乳癖和恋污癖的趣味倾向，他的渲染酷虐事象的“嗜血主义”的价值取向，他的极度任性和主观的写作模式，有可能给正在成长的青年读者和正在学习写作的青年作家带来消极的影响，会把他们引到一条很不宽阔平正的文学路途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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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期以来处于现代文化建构的滞后状态，处于现代文明创造和传播上的劣势，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极度敏感、极度自卑的文化心理，所以，我们特别渴望被世界认可和奖赏。这种对“他者认同”的过度看重，使我们很难准确地进行自我认知。对文学上的“国际大奖”的态度，也反映着我们的文化自卑心理。莫言的意外获奖，来得正是时候，正好有助于缓解我们的不被关注和认同的焦虑心理。但同时却也使一些人兴奋得有些过头，甚至使他们产生了一些错觉，似乎一个作家拿到了这个奖，便意味着整个中国文学在一夜之间修成正果了：不只是莫言一个人成了“世界级”的作家，而且是中国当代文学也一下子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进而，终于可以跟其他文学大国平起平坐了。这实在是一种可笑、可悲的心理。只有那些极度自卑和缺乏自信心的民族，才需要依赖他者的认定来建立自己的信心，来确立自己的价值感。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有的是非常优秀的作家，他们的文学成就并不低，例如，汪曾祺作品的文学价值，就一点不比库切低，而史铁生的作品的价值，也绝不在帕慕克之下，至于我们的现代作家鲁迅、钱钟书、萧红和张爱玲的才华，放在世界现代作家中间来看，也是第一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