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写的什么？写得如何

李建军

莫言的小说里，有的是喧嚣和热闹，缺的是从容和安静；有的是紧张和气势，缺的是内敛和深沉。大轰大嗡的狂欢化叙事，充满戏剧性的情节铺排，使他的小说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但是，耐得住咀嚼的细节，经得住开掘的意义，却并不很多。

最近，纯粹是出于好奇心的缘故，——我想通过重读，来验证自己初读的理解，是否可靠，——便将《蛙》细细地再读了一遍。虽然，随着时间的月磨日刓，我也渐渐“世故”了起来；虽然，我也知道，过于执著的认真态度，很容易被误解为好为忿争、抵脰求胜的坏性情，但是，这次，我还是忍不住想将自己的感受和意见，坦率地表达出来，就像许多年前，我批评《檀香刑》那样。

毛姆在写于1937年的《作家笔记》中说：“要想诚恳地判断文学作品的优劣实在太难了。评判一部作品，几乎不可能一点不受评论家或大众意见的影响。对于公认的伟大作品来讲，它之所以伟大，一部分是舆论意见赋予的，这使其评价工作更加困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克服这些困难，努力诚恳地评判一部文学作品的优劣。

一主题：《蛙》的象征与观念

从题材来看，《蛙》写的是乡土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这一题材既是重要的，也是复杂的，很能考验一个小说家的写作勇气和叙事智慧。那么，在这样一部处理敏感题材的小说里，莫言提出了哪些有价值的问题？试图表达什么样的理念和主题？

从功利的角度看，计划生育是人类的一种自觉的社会行为，体现出的是一种理性的生存态度，但是，从生命伦理的角度看，它又不可避免地会给人类的伦理关系和内心生活，带来消极的后果。从《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对计划生育问题的二元态度。一方面，作者让小说中的人物为中国的这一“基本国策”辩护：如果不搞“计划生育”，中国将因人口爆炸，而难乎为继；另一方面，他又揭示了在计划生育工作的落实过程中，由于具体人员的过激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表达了对受害者的同情之心。同时，作者也尖锐地揭露了中国社会在生育问题上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某些短期暴发的富有阶层，利用自己所占有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通过“无性代孕”和“有性代孕”等方式，不费吹灰之力，就实现了自己的生育目标。作品在批评这类社会腐败现象的时候，显示出极大的道德义愤和很可宝贵的批判精神。

小说的主题主要是通过塑造“姑姑”这个人物来体现的。她是一个严苛无情的计划生育工作者。她对那些害怕“寻死觅活”的孕妇“弄出点事来”的人们说：“你知道我们的土政策是怎样规定的吗？——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第121页）她指挥“民兵”把自己的侄媳妇王人美从娘家赶出来引产的手段，极其颟顸无理：先用拖拉机“把你娘家四邻的房子拉倒，然后再把你娘家的房子拉倒。邻居家的一切损失，均由你爹负担”。（第127页）作者花了大量的笔墨和篇幅，叙述“姑姑”在执行计划生育任务过程中的过激行为。但是，由于作者采取一种粗疏的漫画式的方法来展开叙述，所以，“姑姑”这个形象显得非常苍白，不仅缺乏丰富的性格内容和深刻的心理内容，而且，还给人一种分裂而矛盾的印象。例如，像她这样一个近乎冷血动物的人，是不大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的，但是，作者却轻轻松松地就将她写成了一个良心发现的忏悔者：“进入晚年，姑姑一直认为她有罪，不但有罪，而且罪大恶极，不可救赎。”（第71页）其实，“不可救赎”的观念，完全来自于作者自己，——他把极为复杂的问题，简化为“恶有恶报”这一观念，并让亲手流掉“两千多个”孩子的“姑姑”，几乎每时每刻都被“命运报复”的恐惧折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