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把“历史”当现实（今史）来写吗？是把偷情合法化吗？还是想描写一个情欲“解放”了的少妇形象，以加强故事的可读性与吸引力？

可是一味追求可读，莫言再一次伤害了历史的真、人物性格心理的真。

进而，为能以假乱真，作者把班主之女，一个精灵尤物，硬是莫名其妙地许给了一个形同孤儿的呆瓜。她就有了不得不偷情的基础，时时、次次主动出击，上门为那个大龄的县令献出肉身。

难道这就是可歌可泣的“爱情”？他们哪一桩哪一件能够般配、相互吸引？到底是肉欲在驱使、作用，还是“爱情”结晶？

莫言只注重故事的曲折离奇本身，丢舍其余。这是很可惜的事。

莫言还大量地写酒文化，涉及《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作者所提及的“酒神精神”。

他从《红高粱》电影的走俏、走红里受到启发，从尼采、《聊斋》和一些评论家那里得到灵感，想在酒上大做一番文章，便写出一部神神道道的《酒国》。象征社会很黑，贪官吃人。

莫言成长时的阻力

莫言对自己的“走极端”“写极致”“审丑”“非理性”等非议是这样辩解的：

我很不愿让自己的思维纳入“理性”的轨道，但长久不“理性”又有被人猜测为“精神变态”的危险，我不得不按照批评家们的教导来“理性”、来“节制”，果然是把“狂气”和“雄风”收敛了。我多么愿意成为一个被文学权威们视为掌上明珠的、不异端的好作家……但到底不行，正所谓“乌鸦叫不出画眉声”。

当代中国，除了农民意识还有什么别的更先进的意识么？既然没有，那么，农民意识中那些正面的、比较可贵的一面，就变成了我们作家、起码是我个人赖以生存的重要的精神支柱。这种东西我在《红高粱》里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我痛恨天下地上的一切神灵。在我们这个很独特的社会里，我们一味地歌颂真善美，（但它们）能不能准确地表现出我们社会的面貌来？有人说我是现代派作家……我认为我是一个最现实的作家。我所有的作品都充满了非常浓郁的现实主义的气息……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很多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