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安时代前期即9世纪末开始，随着宫廷上层社会“歌合”（赛歌）的盛行，“判词”（和歌评判）作为“歌合”中的一种批评与鉴赏的样式大为流行，由此进一步促进了和歌批评走向繁荣。批评的繁荣，需要批评角度的多样化、鉴赏和评判标准的多层次化，于是，和歌批评家们不再满足于语言修辞上的“歌病”与“六义”这样的简单划分，而是在借鉴中国文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各种不同的“歌体”和各种不同的风格，以便与和歌创作中日益丰富复杂的内容表达与形式表现相适应。这种努力集中体现在壬生忠岑的《和歌体十种》、藤原公任的《新撰髓脑》与《和歌九品》中。壬生忠岑在《和歌体十种》（公元 945年）的小序中认为之前的“六义”比较粗略，随着时世推移，需要知道和歌之“体”。该文对和歌体式的划分方法，明显参照了中国唐朝崔融《新定格诗》中的诗“十体”和司空图的《诗品》中的“二十四诗品”，但壬生忠岑在歌体的划分及命名上并没有照搬或套用中国诗论，在给“十体”命名的时候，他将汉字与日本式的表达结合起来，创制了一系列新的名目，包括“古歌体”、“神妙体”、“直体”、“余情体”、“写思体”、“高情体”、“器量体”、“比兴体”、“华艳体”、“两方体”，并举出若干首和歌为例，对各种体式做了简要的界定与说明。虽然对各体和歌的界定过于简略，有模糊不清、语焉不详之处，但他毕竟从审美风格的角度对和歌的种类加以划分和界定。而且他明确说明：十体的划分“只明外貌之区别”。他所谓的“外貌”，就是和歌的总体的外在特征，也就是今人所说的审美风貌、美学风格。“十体”划分的重要性在于：对每种“体”的划分，必然予以命名，命名必然使用名词，而命名时所使用的相关名词，就有可能被概念化。壬生忠岑的“十体”命名中，“神妙”与“比兴”是借鉴中国诗论早有的概念，而“余情”则在后来成为歌论及日本文论中的基本概念之一。

壬生忠岑的《和歌体十种》的歌体划分与命名，在逻辑关系上不免随意、繁琐与模糊之嫌，随后的藤原公任《新撰髓脑》（约 1041）和《和歌九品》（约1009），则从内容与形式两分的角度，删繁就简，明确提出了“心”与“词”这两个对立统一的范畴，并将壬生忠岑的“体”，改称为“姿”，进而论述了心、词、姿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心”就是作者内在的思想感情，“词”就是具体的遣词造句、语言表现，而“姿”就是心词结合后的总体的美感特征（风姿、风格）。他提出和歌须要“‘心’深、‘姿’清”； “‘心’与‘姿’二者兼顾不易，不能兼顾时，应以‘心’为要”；认为“假若‘心’不能‘深’，亦须有‘姿’之美”。藤原公任之后，“心、词”两者的关系、或“心、词、姿”三者的关系，一直成为日本和歌论乃至日本文论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