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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从公元7世纪的奈良时代，到公元18世纪江户时代的一千多年间，日本文论形成了从引进中国的诗论，到形成自己的和歌论、连歌论、俳谐论，再发展到能乐论和物语论，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借鉴、改造中国哲学、美学及文论概念范畴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概念与范畴。例如，将中国哲学及佛学中的相关范畴“心”、“词”、“诚”、“体”、“姿”、“风”、“艳”、“秀”、“情”、“物”、“感物”、“理”、“玄”、“幽玄”等等，加以引申和发挥，形成了“心”、“歌心”、“心词”、“有心”、“余情”、“妖艳”、“体”、“风体”、“姿”、“风姿”、“秀逸”、“物哀”、“幽玄”、“枝折”、“细”等文论范畴，这些范畴涉及到了创作主体论、审美理想论、创作风格论、语言表现论等各个方面。而其中最核心的、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三大概念范畴是“物哀”、“幽玄”和“寂”。“物哀”对应于和歌与物语，“幽玄”对应于和歌、连歌和能乐，“寂”对应于俳谐。在比喻的意义上可以说，“物哀”是鲜花，它绚烂华美，开放于平安王朝文化的灿烂春天；“幽玄”是果，它成熟于日本武士贵族与僧侣文化的鼎盛时代的夏末秋初；“寂”是飘落中的叶子，它是日本古典文化由盛及衰、新的平民文化兴起的象征，是秋末初冬的景象，也是古典文化终结、近代文化萌动的预告。从美学形态上说，“物哀论”属于创作主体论、艺术情感论，“幽玄论”是艺术本体论和艺术内容论，“寂”论则是审美境界论、审美心胸论或审美态度论。

日本古代文论所关注的中心，是创作主体的态度、审美心胸、艺术立场及作品的创作技巧与审美效果，大多从心理学、语言学角度着眼，具有浓厚的文艺心理学、文学语言学的色彩，属于文学本体论、作家作品本体论。而中国文论、西方文论中所大量涉及的功用价值论、文学本质论等，在日本古代文论中很少见。这显示了日本古代文论在论题、话题选择上的特点，那就是对文学的社会价值与功能问题、文学抽象本质问题、文学本源问题等，缺乏关心和探讨。日本古代文论对文学的社会功用论的论述，所谓“经国之大业”、“成夫妇、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文以载道”之类，只见于早期从中国引进的诗论，并在后来的一些儒学家的著述中偶尔可见，但这只是从中国学来的套话。而在和歌论、连歌论、俳谐论、能乐论、物语论等日本特色的文论中，文学功用价值论则基本上没有触及。原因是日本文学不必用来“载道”，而只是怡情悦性的消遣、唯美唯情的文学。7-12世纪的奈良时代、平安王朝时代的文学家主要是宫廷贵族，在世袭制的制度下，他们不必像中国文人那样用文学作为晋身出仕的手段，也无意用文学的方式对下层民众施以教化。13-16世纪的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日本文学的创作主体主要是出家的佛教僧侣和隐逸者，他们是政治局外人，所关心的与其说是社会，不如说是个人的身心修炼。其文论的论题，也不可能是文学的社会功用，而是文学作为技艺、作为美的相关问题。那个时期盛行的连歌，其本身是一种社交性的文学活动，但这种社交活动完全没有功利目的，而只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学创作与欣赏。到了17世纪后的江户时代，以本居宣长为代表的国学家，为了建立日本自主的以“物哀”为中心的文论体系，极力切割日本文论与中国文论的关系，于是对中国文论中以伦理教化为中心的功用论给予了全面批判和彻底否定，强调文学的非功利性。可见，文学的社会功用论的缺项，是日本文论的一个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