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居宣长却以狭隘的岛国意识，为“道”自设藩篱，将“道”纯日本化、本土化，这已经很不合“道”了。因而，“艺道”在他那里最终不可能提升为“道”，而只能是岛国的“小道”而已。他从他的“小道”出发，在《排芦小舟》、《紫文要领》、《石上私淑言》等著作中对日本的和歌、物语等所做的阐释与研究，所提炼出“物哀”的观念，固然一定程度地揭示了日本文学的某些民族特征，但终归没有达到形而上之“道”的理论抽象应有的高度。此外，不知本居宣长是否意识到：连“神道”一词，也来自中国的《周易》。《周易》云：“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而且，无论是日本的“神道”（しんとう）之道，还是日本的“艺道”（げいどう）之“道”，都只能取中国“道”字的音读“とう”或“どう”，而不能是日本固有的发音“みち”。因为“みち”太具象，无法成其为抽象的“道”。只有中国之“道”才能构成日本“艺道”之“道”，乃至日本的“神道”之“道”。这样的“汉意”，恐怕是无论如何也清除不掉的。

总之，在日本文学与文论发展史上，以从中国传入的“道”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意义丰富的概念衍生系统，仅在文学领域中就派生出“歌道”、“连歌道”、“俳谐道”、“能乐道”等一系列重要概念，并最终形成了更具有涵盖性的“艺道”这一范畴。“艺道”与“文论”一样，都是统括性的元范畴。如果说来自中国的“文论”这一范畴可以统括日本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言说形态、文献形态、物质形态，那么，“艺道”指称的则是日本传统文艺的最高状态、抽象形态、最终依凭与精神指向。虽然日本之“道”最终未能达到中国之“道”的宇宙本原、万物本体的形而上抽象的高度，日本的“艺道”也表现出明显的技艺性、人为性与主观精神性的特征，但“艺道”范畴的形成，显示了日本人将具体的、作为技艺行为的文学实践活动加以形而上提升，并予以精神化甚至宗教化所做的努力，因而“艺道”已经成为一种精神，即在具体的文艺创作乃至日常劳作中贯彻着孜孜以求、严肃认真、类似于宗教信仰般的虔诚的求道态度，这一点作为日本国民精神的突出特征，洵属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