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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文与日本之美》中日“文”辨—中日“文”、“文论”范畴的成立与构造(7)

日本之文与日本之美 作者:王向远


有时候“文”指汉诗。《源氏物语·桐壶》:“文など作りかはして。”意即“时而作文”,此处“文”指汉诗。又,《源氏物语·花宴》:“この道のは皆探韵たまはりて文作り给ふ。”意即“此道都是按照韵律创作”,此处“文”指汉诗。将诗含在“文”当中,与上述的中国之“文”的概念的外延相一致。有时候“文”指文字修辞、文采。如江户时代国学家荷田在满《国歌八论》:《万叶集》“故に《古事记》、《日本书纪》の歌よりは文にして;《古今集》の歌よりは質なり。”(意即:《万叶集》与《古事记》、《日本书纪》比较,是“文”;而与《古今集》比较,则为“质”)此处的“文”是“文质”之“文”。

有时候“文”指的是学问,特别是研究文学的学问。如《宇津保物语?俊阴》:“文の道は少たじろくとも”,意即“在学问上不太长进”。吉田兼好《徒然草》第123节有“文、武、医の道に诚欠けてはあるべからず”。(意即“文、武、医诸方面的修养,都不可缺少”)此处的“文”都指学问,并且多指文学,特别是汉学中的文学。

可见,在用日本语创作的日本古典文学中,从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到江户时代的“国学家”的论著,在长达七八百年的时间里,“文”的概念使用,虽然角度不同,但所指却都是“文学”。

中日之“文”意的相同性,是由中日古典文学之间的深层相通性所决定的。日本传统文学固然有着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形成了物语、和歌等民族文学样式,但仍然是在中国文学或明或暗、或多或少的影响下形成的。

对此,江户时代的斋藤拙堂在用汉语写成的《拙堂文话》中写道:

物语草纸之作,在于汉文大行之后,则亦不能无所本焉。《枕草纸》,其词多沿李义山《杂纂》;《伊势物语》,如从《唐本事诗》、《章台杨柳传》来者;《源氏物语》,其体本《南华》寓言,其说闺情,盖从《汉武内传》、《飞燕外传》及唐人《长恨歌传》、《霍小玉传》诸篇得来。其他和文,凡曰序、曰记、曰论、曰赋者,既用汉文题目,则虽有真假之别,仍是汉文体制耳。

值得注意的是,斋藤在这里使用了“汉文”与“和文”两个概念,指出“和文”实际上使用的都是“汉文体制”。又将日中两国不同“体制”(文体)的“文”,包括汉诗、和歌、物语、小说等,全都纳入“文”这一范畴。可见,统驭中日两国文学最高范畴,不言而喻就是“文”。从学理的角度看,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学还是日本传统文学,要对传统文学的总和加以概括,都必须使用“文”这一概念,舍“文”不会有其他更恰当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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