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恨不得快乐小童军离远些的可能性不曾发生在特里维廉身上，但它必定发生在英德混血讽刺家马克斯·比尔博姆身上。他一九一八年咒骂散步，在《出去散步》中写道：“每当我与朋友一起，除非外面下雨，无论何时都会有人提议:‘出去散步吧！’人们似乎认为对散步的渴望中有崇高、美善的东西存在。”比尔博姆还有进一步异论，他宣称步行无益于思考，因为虽然“身体在进行中体现了崇高、诚实和庄严。”心灵却拒绝陪伴身体。他是荒野中的异声。

在大西洋另一边，一篇关于步行的散文已趋近伟大，但连梭罗也不能抗拒说教。“我希望为大自然、绝对的自由和野性说句话，”他一八五一年的散文《行走》这样开篇。像其他散文家一样，他将大自然中的行走与自由连接；像他们一样，他教我们如何才能自由。“生命途中我曾遇见一两位懂得散步之道的人。”“我们应勇往直前，在永不磨灭的冒险精神下迈步向前，决不回头……如果你准备离开父母、手足、妻儿、朋友，不想再见他们--如果你已还完债、立好遗嘱、处理完所有的事，是自由人，那么你可以去散步。”他的教导是最大胆、最狂野的教导，但仍是教导。不久后他补充了一个词--必须：“你必须生在行走者之家。”“你必须行走如骆驼，骆驼据说是唯一在行走时会沉思的兽。”当一位旅行者请求华兹华斯的仆人给他看她主人的书房，她回答：“这里是他的图书馆，他的书房在户外。”

虽然步行散文是对身体和精神自由的赞美，它并未打开自由世界，因为那革命早已发生。步行散文借描述那自由可允许的范围而驯化革命。而说教徒从未停止。一九七○年，赫兹里特后的一个半世纪，布鲁斯·查特温写了一篇开始是关于游牧民族但逐渐包括史蒂文森的《与驴一起旅行》的散文。查特温语调神圣，但他总拒绝区分游牧与步行，因为步行可以是也可以不是旅行，而游牧则是一种不断地凭借各种方式移动的行旅，步行并不是游牧的首选。借着将游牧与自己的英国徒步旅行传统并列，查特温使游牧民族成为浪漫主义者，并将自己想成游牧民族。查特温引述史蒂文森后不久，便与传统会合：“最好的事是步行。我们应追随中国诗人李白的艰难行旅。”因为生命是一场经过荒野的旅行。此类平凡得近于庸俗的“生命是旅行”的概念，除非亲身验证，否则毫无价值。革命英雄除非走过长路，否则不值一谈。切·格瓦拉谈论过古巴革命的“游牧阶段”。再想想毛泽东的长征或摩西的出埃及记。正如《忧郁的剖析》的作者罗伯特·伯顿所了解的，运动是忧郁的最好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