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黎元洪将刘承恩、蔡廷干二人礼送过江，并请他们给袁世凯带去一封亲笔信，作为这次谈判的一个补充。

在这封洋洋洒洒千余字的信中，黎元洪反复劝告袁世凯：清廷诏谕，无非牢笼汉人的诈术，阁下作为我汉人中最有声望、最有能力之人，当年革职之后，一度尚有性命之虞，他人或有不知，阁下如何能忘？……倘鄂军屈服于清廷，恐怕过不了多久，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历史的一幕将再次上演。阁下若真剿灭了我等，那自己也难免有功高震主之嫌，即便再谦恭隐忍，恐怕也没法脱得干系……

黎元洪再一次明确表示，只要袁世凯归顺革命，与众人“共扶大义”，那四亿同胞都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定为袁氏囊中之物。

11月13日，袁世凯北上入京组阁，蔡廷干等人亦随同前往。值得一提的是，蔡廷干中英文俱佳，与《泰晤士报》著名记者莫理循关系密切，因而他又专责协助袁世凯在此期间的外事活动。不知出于何种动机（或许是袁世凯的指派），蔡廷干回京后即拜访了《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且有意无意地将本次谈判信息透露给这位老朋友，而莫理循随即于11月16日以密件形式将这次谈话的详尽记录上报给了《泰晤士报》的国际版主编布拉姆。

离奇的是，莫理循以这样一段记载结束了这份密件：蔡廷干在武昌时，曾问及孙中山在这场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参与谈判的武昌方面人士告诉他，孙中山在起义中没有起任何作用，起义纯粹是军事行动。与蔡廷干会见的革命者甚至以轻蔑的口吻谈到，孙中山不过是一个革命的鼓吹手，没有参加过任何实际行动，他为了保住性命总是躲到一边。他们说，尽管在日本留学的人当中有一些曾是孙中山的党人，但不能说孙中山在当前的这场革命中起过任何作用。

这段对话，莫理循是否添枝加叶目前尚不得而知，若这段记载真实可靠的话，就在无形中显示出湖北革命派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矛盾，而这也为后来革命阵营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二、革命未竟，先摘果实

与袁世凯的信使谈判的这段时间里，黎元洪这边也很忙。

早在11月7日，黎元洪即向独立各省军政府发出电报，其中有提议组织“共同政府”，以便争取列强承认；两日后，黎元洪再次发出通电，正式邀请独立各省派代表赴武昌筹建“临时中央政府”。电文中，黎元洪还倡议临时政府设立七部（内务、外交、教育、财政、交通、军政、司法），并拟推伍廷芳、张謇分别主掌外交与财政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