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唐绍仪率议和团到达汉口，即将北上赴任的冯国璋满腹牢骚地对原部属、北方议和代表之一冯耿光[6]说：“民军经此大败，业已四处星散，我军可随时渡江，武昌唾手可得。如要议和，何不先克复武昌，若三镇在手，再与民军城下议和，岂不胜券在握！我已屡电袁宫保（清廷封袁世凯为太子少保，故称“宫保”），但宫保对此却置若罔闻，不知是何用意，实难揣摩！”冯耿光此时已明白，但他不好捅破这层窗户纸，只好含含糊糊地对老上级说：“宫保想必有他的心事，等到过些日子，事情也就明白了。”

唐绍仪被任命为北方议和代表的同日，黎元洪也提名伍廷芳为南方全权代表，温宗尧、汪精卫、王宠惠、钮永建为参赞，胡瑛、王正廷为湖北军政府特派代表。按黎元洪的意思，南北双方既已宣布停战，议和就应放在武昌进行，由此也可以维护湖北的“革命中心”地位。

但事与愿违的是，伍廷芳虽于12月10日复电接受议和代表的任命，但对议和地点设在武昌的建议并不认同，他随后恳请黎元洪“转致唐公，速来沪上，公同谈判”，并请武昌方面“派专轮护送”。黎元洪接电后大为着急，他连电沪上请伍廷芳顾全大局，但仍遭伍廷芳婉言拒绝。

此时已在路上的唐绍仪对此毫不知情，等见了黎元洪才知道，伍廷芳不愿来武昌。正当他想为议和地点争论一番时，袁世凯于12月13日来电，命其“赴沪讨论”。原来，上海方面已通过英国公使朱尔典向袁世凯建议，将议和地点放在上海更为适宜，因为上海交通便利、信息快捷，而且地位相对中立，安全上也有保证。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上海已聚集了各省的名流人士，就“天时、地利、人和”而言，上海三者兼具，武昌确实无法与之相抗衡。由此，伍廷芳无意远行，也在情理之中。

为尽快促成谈判事宜，袁世凯作了相当的让步。12月14日，在湖北军政府代表王正廷、胡瑛及资深革命党人谭人凤的陪同下，唐绍仪率北方议和团乘坐“洞庭号”轮船顺流东下。北方代表团中，唐绍仪为正，袁世凯的亲信幕僚杨士琦为副，其他二十省代表也都经过精心挑选，如浙江章宗祥、福建严复、湖北张国淦、广东冯耿光、山西渠本翘、安徽孙多森、四川傅增湘等，其中大多为新派名流。另外，因谋刺摄政王载沣而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知名革命党人汪精卫也在特赦后一路随同前往。

经三日航程，一行人抵达上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身为清廷一品大员的北方代表唐绍仪身穿西服，打领带，戴法式皮帽，着呢大衣，全身上下一律西化，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前来迎接他的南方谈判代表伍廷芳却穿着中式长袍，一副传统儒雅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