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8月2日，《时报》刊发了《论李烈钧之野心》一文，其中露骨地攻击说：李烈钧、胡汉民两人抱有野心，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反对中央。胡汉民反对中央集权，李烈钧也反对之，胡汉民反对军民分治，李烈钧同样亦步亦趋。二人互相联络，相互勾结，一旦中原事变，二人势必割据地方，李凭借胡获得出海口，胡借助李进入长江渠道，二人构成犄角之势，进则逐鹿中原，争夺天下，退亦不失为一方之霸主。

这次的“军民分治”讨论中，曾在高州率部反正、后任广东军政府参都督的前清军官黄士龙不失时机地跳了出来，他在写给曾经的上司和同僚胡汉民的信中公然辱骂道：你的种种举动，乃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惜你没有这种力量，所以也没有这种狗胆。你的野心，难道是独立就可以满足的吗？

民初的一系列争论，如定都之争、军民分治等，云南都督蔡锷一直站在袁世凯的一边，不过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他本人一直是“富国强兵主义”的提倡者，以大局为重，赞成中央集权应出于其本意。

袁世凯发出“军人不得干政”的指令后，蔡锷随即提出“军人不党主义”，并退出了自己参与发起的“统一共和党”（蔡任总干事）。蔡锷以为，军人入党将导致武力掺入正常的政治斗争，新的政治制度无从建立；而统兵将领与士兵加入各党派（包括会党），势必会因政见分歧而引发兵变，如此一来，国家与社会更容易引发动荡。就后来的历史看，蔡锷的“军人不党主义”无疑有先见之明。

在与袁世凯的对抗中，江西都督李烈钧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九江革命时，李烈钧的士官同学、原江西新军的教练官余鹤松被推为旅长，但在后来的军队整编中，余鹤松所部改由欧阳武（也是李、余的士官同学）统领，余则作为都督府代表派驻北京。对此安排，余鹤松极为愤怒，他到北京后，袁世凯看出苗头，当即让他潜回江西并事先承诺，只要他推倒李烈钧，江西都督的位子就是他的。12月10日，余鹤松发动旧部兵变，但被李烈钧迅速调兵镇压，在百余人被枪杀后，余鹤松侥幸逃脱。

因杀人过多引起了舆论的指责，李烈钧事后又摆出和平姿态，他声称今后将专心治军，而请袁世凯任命民政长，以期平复各方的指责。实际上，李烈钧对民政长的人选早有安排，那就是自己的老师、前清江西武备学堂总监汪瑞闿。按说，李烈钧推荐汪瑞闿，袁世凯加以任命，事情就算完了，但事生变故，汪瑞闿囿于传统观念，他认为民政长（即前清之布政使）应由中央直接任命（而不是地方都督推荐），于是他跑到北京谒见袁世凯，并与后者拉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