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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矢泽辰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认真态度仔细聆听美术杂志记者森祯治郎讲故事。比矢泽小了约十岁的森,在成为美术杂志记者之前,本来立志要做文学杂志编辑的。矢泽对小说倒是涉猎不多,此时他们正在银座后巷某酒吧的二楼。
森说的故事是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意大利作家路伊吉·皮兰德娄①[①路伊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1867-1936),意大利剧作家、小说家,一九三四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写的小说《死了两次的男人》(Il Fu Mattia Pascal)。
矢泽直到日后还记得当时为何会谈起那篇小说。他们本来在聊一个背井离乡、在外打拼多年的东北农民,在得知自己被误当成凶杀案的被害者后,大惊之余慌忙归乡的话题。那个农民“少根筋”,整整三年没给妻子或亲戚写过信。他妻子通过电视报道凑巧发现某遇害无名男子与丈夫的特征相似,遂向警方报案,此消息上报后才促成他的返乡。
报上虽然把这个三年没写过信的男人形容为“少根筋的家伙”,但他真是如此吗?矢泽辰生看了那篇报道以后,把自己的感想告诉了森。
“那男人脱离家庭束缚整整三年,说不定过得自在逍遥,开心得很呢。这本来就是世间所有丈夫的愿望。如果没发生那段被误认为命案受害者的插曲,想必他还会继续音讯全无吧。”
“你说的应该是那种不缺钱、不愁吃穿的‘蒸发老公’吧。背井离乡、出外打拼的农民,过得好像没有这么轻松。”森说。
“为什么?最近米价上涨,农民不都荷包满满吗?一般家庭都有自用车。再加上农机具和肥料已现代化,不再需要人手。家里的次男、三男陆续迁往都市,造成农村人口骤减。不单因为年轻人憧憬都市生活,而是农业已不像过去那样需要这么多劳动力了。不,不只次男和三男,恐怕连做丈夫的也不需要了吧。就算乡下只剩一群女人,只要会操作机械化农具就行了。尤其遇到农闲期,丈夫在家无所事事也不是办法,干脆离乡打工,这样至少能增加现金收入。政府会以高价收购白米,这样的生活比较有保障,我倒觉得是件好事。以前一说打工仔,就想到被生活奴役的贫农,感觉挺悲惨的,不过这年头打工应该成为增加现金收入的渠道了吧。”
矢泽边喝酒边说。
森对此的答复是:“以前从农村出来的打工仔的确如你所说。但其实实质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有钱的还是靠卖土地致富的暴发户或农庄大户,一般农民的生活可没那么好过。主要是消费方面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买农机具和肥料的支出。农机具机械化日新月异,每年都有新开发和改良过的产品上市。过个两三年,之前买的就变成老东西了,新品一定有哪项功能更强,诱使消费者购买,这就跟喜欢换车的心理是一样的。再加上买农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一旦使用农机具,习惯了不需人手,就再也不可能脱离农机具了。另外,就算把米卖给农会,政府还要扣税,农民实际拿到的钱并不多。不过,这当然也可说是生产的必要成本,所以没什么好抱怨的。麻烦的是生活费有增无减,现在农村的生活水准也和都市差不多。农民能实现多年来的心愿,消除生活上的差异,这一点固然很好。简而言之,就是脚踏车变成摩托车,摩托车变成汽车;收音机变成电视,电视又从黑白变成彩色;留声机也变成音响,还有其他厨房用品的电器化,以及食品革命。原本茅草铺顶的农家已经像都市里的住宅一样翻修改建,都市的消费文化自然也渗透进农村,再加上电视的影响,更是无边无界。这是都市统一文化利用电视这个媒介所做的侵略。乍看之下,农村的确富足了,可是说到经济状况,其实和都市的贫农区没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