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华把这一信息向上汇报后，引起了周恩来等人的兴趣，因为这同样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了解美国的政策，并且有利于破坏西方国家的反华阵线。但是考虑到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共认为这件事情最好以非官方的形式进行。于是，决定让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出面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同时黄华告诉司徒雷登，他可以在北京见到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

司徒雷登高兴异常，但是如果没有美国国务院的明确指令，他又很难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于是，司徒雷登致电国务院，陈述了他去北平的利弊。好处在于：可以当面向中共领导人陈述美国的立场，并且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意图，同时可以鼓励共产党内部自由化的和反苏联的势力。弊端在于：可能会引起美国国内的反对，也容易引起盟友的怀疑，也可能因此强化毛泽东等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为了减少负面影响，他还建议同时访问广州。在分析利弊之后，他表示希望国务院尽快给他一个答复。

答复是否定的。杜鲁门政府虽然打算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但是也不打算马上与共产党建立关系，而且杜鲁门当时还要顾虑国会和新闻界的反应，当时国会已经因为“失去中国”对行政当局进行攻击。7月2日，傅泾波通知黄华，司徒雷登必须回国述职。

在与司徒雷登接触联系的同时，毛泽东也表明了不惧怕与美国对抗的态度，并且在6月30日正式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8月2日，司徒雷登离开中国。8月5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即著名的《对华关系白皮书》，该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指出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完全是“咎由自取”，同时“哀叹无力挽救国民党的垮台和阻止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同时还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最终将推翻外来制度”。美国的观点尤其是最后一点激怒了毛泽东，因而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更加不利的影响。

作为对“白皮书”的回应，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谴责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表明了中国独立自主、不受外来干涉的决心与态度。对于司徒雷登，毛泽东说：“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挟起皮包走路”。可以看出，毛泽东主要是通过“司徒雷登”表达了他对美国的一种态度，这一段的中美戏剧性交往至此彻底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