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苏联专家的报酬也是比较高的。虽然当时中国经济并不富裕，但是仍然尽可能地为专家提供了高工资。在档案号为109-00192-01的中国外交部首批解密文件《1950年3月中苏政府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中，我国首次对外公开了苏联专家的待遇情况：“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将根据苏联专家之程度，交付苏联政府每个专家每月1500-3000卢布，以补偿苏联机关或企业由于派遣自己的专家出国而受到之损失。”虽然在实际的运作中，由于苏联在华专家的等级不同，绝大多数专家拿不到3000卢布，但是按照沈志华教授的分析，苏联专家在中国得到的工作报酬仍然大致相当于在苏联国内工资的五倍，与中国的部长级的收入持平。

苏联专家大规模来华的情况在1957年之后有所改变。一方面，中国要减少专家数量以减少费用，奉行“少而精”的聘请原则，并减轻对苏联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由于受到波兰事件的影响，赫鲁晓夫也在考虑减少在国外的苏联专家问题。因此，1957年之后，苏联在华专家数量减少，但仍然在某些领域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苏联撕毁合同

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很快波及到两国关系方面。1960年6月，苏联驻华大使提交了一份撤走专家的照会，通知中方苏联将在一个半月内，撤走所有专家。在照会中，苏联列举了撤出专家的原因是由于中国“企图向专家灌输同苏共立场相背离的观点”、“粗暴地否定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对苏联专家实行监视”。中国方面对此感到很吃惊，在复照中表示要遵守有关协定与合同，愿意挽留苏联专家按照原定的聘期工作。8月，在陈毅外长与苏联驻华大使的会谈中，再次表示苏联的做法将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害，并且会给两国关系带来负面的政治影响，苏联千万“不要做事不留余地”。但是苏联固执己见，单方面决定召回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1390人，并且终止派遣专家900多名，同时撕毁了专家合同与合同补充书343份。

苏联政府在撤走专家的时候，要求专家带走全部的图纸、设计和一切相关的资料，但是仍然有一些苏联专家临行前通过各种方式为中方留下了一些比较珍贵的资料，对于某些项目的进行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据《中俄关系的大情小事》一书中所举的例子，苏联专家在撤离大连造船厂的时候，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等相关的一些图纸都留给了中国的技术人员，让他们能“多抄点就多抄点”，“能记多少就记多少”。在中国筹建导弹基地的过程中，苏联专家组长谢列莫夫斯基与中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回国的前一天，他让中国的技术人员拍下了相关的技术资料。在苏联专家回国之前，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们举行告别宴会，并且深情地表示，“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不少苏联专家当场流下了眼泪。

在撤走专家的同时，苏联撕毁了两国政府签订的多个合作协定，致使中国的200多家企业和事业单位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同时，苏联还要求中国加紧还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沉重压力。赫鲁晓夫的目的本来是通过专家事件迫使中国政府低头，但是没想到适得其反，反而促使中国加紧自力更生。毛泽东表示：“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虽然苏联的这一行为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自立，中国在国防技术、石油开采等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