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四种关系上，毛泽东强调建国初期没有犯原则性错误，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鉴于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教训，在以后的发展中要适当调整和平衡工业与农业两大产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两大部门的比例关系，调整和平衡沿海工业的改造、扩建与内地工业的新建之间以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之间的比例关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人民生活的改善。要通过正确处理生产单位和生产者的关系，改善企业和合作社的内部治理。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毛泽东强调应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儿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性，使地方经济更具活力。

在政治方面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在党和非党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但无产阶级专政要坚持和加强。在革命和反革命关系上，毛泽东认为之前对反革命的镇压是必须的，但到1956年时反革命分子已经大量减少，以后要少捉少杀。

在是非关系上，强调对待党内犯错误的人，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要批评斗争，也要团结帮助。在中国和外国关系问题上，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外国优秀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要学，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照抄照搬。

《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辅以政治推动的观点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产生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在经济建设、政治协调方针出台之际，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于科学文化事业如何发展也展开了讨论。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重要的方针。同《论十大关系》一样，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科学文化事业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再度被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使广大知识分子欢欣鼓舞，从1956年到1957年，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迎来了一次发展的高潮。

1956年9月15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大会开幕式上致开幕词，提出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以往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