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汉才唐熟——“大化改新”起自中国“体制魅力”

为什么迷恋二世纪“汉文化”的日本，旗帜鲜明地提出学习“汉才” 却在七世纪？

这与“汉才”的发展及其影响力息息相关。

虽说“汉才”起于汉，然而，如果论及“汉才的顶峰”，大概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敢说超越大唐。两汉中国打下的正统的“三点一线”式“汉才”，在唐朝全都“熟了”。成熟的华夏文明成为七世纪世界主体文明、登上封建文明最高峰。

   此时日本，正是杰出的政治家孝德天皇统治期。他主导的大化元年的政治改革，重点不是盯在文化，而是落在体制。

这正是“汉才唐熟”的成因所在——封建文明中最先进的体制。 盛唐体制，从政治到文化，均有别于“大一统”中国历代王朝，它不是“一元体制”，而是打破条条框框的“二元体制”，是开放的心胸，生机勃勃的气象。

中国学者陈寅恪称这种体制为“胡汉分治”，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则直接归纳为“胡汉二元体制”。

“二元体制”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多元化”。唐朝突破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内敛”传统，实行“多元开放式”的政治。唐廷的最高领导人录用官员不分华夷，大肆任用胡人、沙陀人、羌人为政府官员，有不少日朝等“外国人”参加过唐朝的进士科举考试，有人进士及第后，还留在唐朝做官。其成员国既维持胡风，又接受大唐官职位。开放的政治，使华夏文明真正进入了“众望所归”的强文明行列。

“二元体制”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促使“儒教融了”。

史上公认，盛唐是中国文化的成熟和繁荣期。但是什么带来了成熟和繁荣？就各有不同的理解。我以为，盛唐的文化繁荣与传统汉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依然有关，但这种关系不同历代，它不是“独尊”，而是“你中有他，他中有我”的交融结构。

隋唐前的统一时代，汉才以儒家文化为内核，而且是独尊儒家，这样就扼杀了其他文化的发展，同时也显示了“才”的狭隘性，当你的思想与所谓的儒家文化不符时，就会以离经叛道的言论来诋毁你，来扼杀你，其他各家的文化发展陷入了停滞。思想只有碰撞才能产生火花，何况是文化？如果只有一种文化，那么即使这种文化是最适合时代发展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同样流于落后局面，不再适合时代的发展。 

简而言之，“尊而不独”是盛唐对待儒家的官方态度。 盛唐对儒家“尊而不独” ，在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甚至出现了三元化——佛道儒三家并举，儒学的之一其实是“三分之一”，更多时候道、佛也发挥着意识形态重要作用，从而弥补道德和法律的不足。

唐人崇尚佛教，信仰道教，和尚道士在唐朝地位崇高，丝毫不次于儒者。这客观上造就了盛唐有别于拘谨传统的“逍遥洒脱”世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