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朱元璋鄙视日本由来已久。在他眼里，日本就是个“国王无道民为贼”的小丑国。但日本却认为本国比这个明国更有资格继承中华大统，他们以中华正统——上古人自居。针对大明皇帝对日本的鄙视，日本也进行了回应，日本学者写了一首诗《答大明皇帝问日本风俗诗》，描述了日本国现状：

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

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

银瓮储清酒，金刀脍素鳞。

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阳春。

这首五律倒也写得中规中矩，诗中开篇就表达了对汉唐文化的仰慕和追随，自命不凡的情绪更是溢于言表。

这就是即便在今天，“唐宋在日本”之说仍流传的原始出处。

大明与日本剑拔弩张，战争呈一触即发之势。然而，面对朱元璋步步紧逼，日本当政者还是寸步不让。他们的“底气”除了上述历史原因，还有没有更“撑得住”的现实原因？

追寻历史的深处，发现还有一个日本当政者的现实“战略”眼光原因，甚至占据日本对抗中国的“底气”更大比重。

这要与日本内部变化联系起来。当时日本虽处“南北朝”时代，但执掌南朝的怀良亲王正处于“起势”时期。南强北弱，大有江山一统、吞吐八方之势。杀明使、回战书，使怀良王声名远扬，此后，日本向明朝下书，很多都假托怀良王之名，以壮行色。而怀良亲王的底气，一是来自日本抗元“神风”的信心，二是他的战略眼光独到——断定朱元璋“不敢征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