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绝顶聪明的西方大国们也知道，人类生活的世界大舞台，不过是人类进行持续性的种族生死竞争的战场，对被征服者的启蒙与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培养潜在竞争者的愚蠢之举。此外，一头狮子管理一群绵羊轻而易举，但如果要一头狮子去管理一群猎狗就有些勉为其难了。因此，在从事对被征服民族行使“教化”使命的时候，西方大国历来是把握住一定分寸的，绝对不会因自己的过分投资，而为自己培养出未来的竞争对手，甚至是掘墓人。

希特勒曾经说过：“绝对不能让当地居民得到可用于高等教育的设施。我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为我们将来的统治播下对抗的种子。……他们必须有学校，但是没有必要让他们接受很多教育，比如说，能看懂不同的路标就行了。”①

至于如何对付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则要简单得多。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不是极端的无用，就是极端的野蛮。因此，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大国们能够采用的方法，只有种族取代一种了，即以大国的人种来取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种，如果当地的人民影响这种取代，则对其采用种族灭绝的方法，予以彻底的绞杀。

西班牙人到达美洲以后，就曾像屠杀动物一般屠杀当地的印第安人，使无数村庄成为一片荒野。

1803年，英国人登上大洋州的塔斯马尼亚岛，不到几十年时间，就把2500名塔斯马尼亚人送进了坟墓，最后死亡的一位名叫特鲁格尼尼的女子哀求英国人不要解剖其尸体，也遭到英国人的拒绝，至今这位悲惨女子的骨骼还陈列在霍巴特博物馆。

日本人在20世纪对中国人的大屠杀，则是西方大国野蛮主义的现代翻版。

与英国、日本比较起来，德国在实施种族取代政策方面，更加凶残与野蛮。在德国人看来，德国的犹太人、吉卜赛人，都是罪恶的化身，他们毒害德国文化，如患了癌症的病人一样，必须予以灭绝，否则将贻害无穷。对外，德国人则把斯拉夫人和亚洲人看成是野蛮人，这些人都是一些没有文化、血统混乱的“杂种”民族。对这些民族只能予以彻底的消灭。

人类在宰杀动物的时候，为取得一种心理平衡，总是假定动物的纤维系统极端粗糙。即使是刀子塞进它们的肌肉之中，它们也不会有什么疼痛感觉的，它们无助的呻吟，不过是它们从内心深处对人类发出的感激表现。

与之相同，西方大国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为保持一种心理上的平衡，自然就会把那些非西方社会的人民看成是一种动物，他们没有痛苦，没有绝望，没有灵魂，也没有什么思想，不管遭受什么灾难，他们都会感觉到自在和写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