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风险，陈云于1935年6月底到达上海。

据当年从无锡赶往上海掩护陈云的孙诗圃回忆，陈云到了上海之后，住进了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路新永安旅馆，那里离苏州河不远。

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中。陈云一时没有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因为他翻阅报纸，发现公开声明脱党的叛徒名单中有70多人认识自己。

据陈云之子陈元回忆，当时陈云曾经被国民党特务认出：当时苏州河上有十几个桥，每个桥头都有国民党特务，很多都是叛徒，认识他，而且很多地方都挂着通缉他的像。那一次，他不幸碰见一个特务，立即对特务说，我警告你，如果你敢揭发我，共产党饶不了你，早晚一天要找你算账！陈云做那么多年地下工作，特别能掌握叛徒的心理，果然那个特务被吓住了，把帽子往下一压，一扭头，就装作没看见过去了。

陈云打电话给当时担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的章乃器。陈云请章乃器转告章秋阳，约他见面。

章乃器这人，曾两次名震中国：一是1936年11月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一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了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二是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成为“反右派运动”的重点批判对象。

其实，章乃器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关系，并曾给了中国共产党许多帮助。

据《章乃器传》载 ：早在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期间，中共地下党领导人杨贤江在武汉活动，经常有款项汇给上海的同学郑文利。郑托章乃器经手存入浙江实业银行。有次杨汇来六千元巨款，国民党当局跟踪追查，章乃器得到消息，迅速将存款转移，结清帐户。国民党查到银行，一无所获。党的经费安然无恙，郑文利亦避免了一场灾祸。

又据路易.艾黎回忆 ，他曾经手把一批中国共产党的经费带到上海，交给宋庆龄，凑足了一万元，由章乃器以银行的名义汇给了在西安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负责人刘鼎。这笔钱，后来被刘鼎派了很重要的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