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我不知道，”格里塞尔达说，“我的脑子很乱。我不明白为什么劳伦斯要表现得像个十足的白痴。”

“如果你昨天晚上看到他那张脸--”我开口道。

“跟我说说。”马普尔小姐说。

我把回家路上的事讲给她，她听得很专注。

我讲完后，她说：

“我知道，我这个人很愚笨，该理解的理解不了，但我真的没明白你的意思。”

“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年轻人打定主意作恶，要夺去一个同类的生命，那么，事后他不会表现得如此惊慌失措。这是一次有预谋的、冷血的行动，虽然凶手可能有点儿慌张，难免犯点儿小错，但我并不认为他会表现出你所讲述的那种焦躁不安。的确，很难做到设身处地，但我无法想象自己陷入那种境地。”

“我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我争辩道，“如果他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劳伦斯可能因为一时冲动开了枪，事后想起来很害怕。确实，我宁愿相信这就是当时的真相。”

“我知道，亲爱的克莱蒙特先生，我们每个人看待事物的方式不同。但是，我们必须接受事实本来的面目，难道不是吗？在我看来，事实不容许你强加的诠释。你们的女佣明确表示，雷丁先生只在家里待了几分钟，显然，这点儿时间是不够用来吵架的。另外，我还听说，凶手趁上校在写信，从他脑后开了枪--至少我的女佣告诉我的情况是这样。”

“完全正确，”格里塞尔达说，“他好像是在写一张便条，说他不能再等了。便条上的时间是六点二十分，桌上的钟打翻了，时间停在六点二十二分，让我和伦困惑的正是这一点。”

她解释了我们家有把时钟拨快一刻钟的习惯。

“非常有趣，”马普尔小姐说，“确实非常有趣。但我认为那张便条更有趣。我是说”

她停下来，看了一圈。莱蒂斯·普罗瑟罗正站在窗外。她走进来，对我们点了点头，嘴里喃喃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