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的日子是三叔帮着选的，那天又是个下雨的日子。我请不起吹唢呐的，便向邻居借了一台燕舞牌录音机，又从他家扯了一根照明线。舅舅买的爆竹被雨泡透了，买了一块匾还是旧的。这场婚礼留给我的最温馨的记忆就是我的老师和好几位同学都来捧场。

下午五点多，天渐渐黑了，婚礼上的人也散得差不多了，只剩下热心帮忙的人在收拾着桌椅板凳。媳妇问：“那个帮忙的老头怎么还不走？”邻居二嫂子说：“那不就是你老爹爹嘛！”我接着话茬说：“那老头和咱们是一家的。”那天晚上，媳妇看了看东边的屋子，又看了看西边的屋子，问我：“你们家里有什么东西啊？”说实话，当时我家里只有一个盛粮食的荆条筐，还是西院的邻居因为家里没地方放，借给我们用的。讲出来不怕人笑话，当时家里就两件像样的东西，那还是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土改”到北乡，因为拉不走留在我们家里的—两把枣红色的木椅子，一件老式古铜色的木衣箱子。

我的媳妇嫁到姚家的第二天早上，她对我说了句暖心窝子的话，她说：“要不是看你们一家人实在太可怜了，我根本到不了这个家。”媳妇其实早就知道我家的情况。

媳妇第一次来我们村的时候，从我家那几间破房子前走过，我都不敢说那里是我家。媳妇曾多次向媒人提出到我家里看看，媒人就说：“看啥看，他们家里什么都没有，后院就一个老头，两间破房子。”她要是嫌弃我们这个家庭的恶劣环境，肯定就没有后来我们一家人在北京闯荡、打拼的种种了。

媳妇来到我们村第一次吃的水果，是我在欧庙集上买的苹果。那天我买了7个苹果，个个都有被售货员用刀子剜过的窟窿眼儿。结婚那天的宴席最后只剩下一个猪耳朵，我说：“咱们等着过年时你家人来了当下酒菜吃吧。”当然，那个猪耳朵还没放到过年就烂掉了，只能扔掉。这件事给媳妇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直到今天，吃饭的时候她还总要拿出来说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