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他是个负责、爱家、爱孩子的好父亲，认命安分。抗战时，他随政府到后方工作。二嫂在上海，急着想去。他来信说后方生活艰苦，要二嫂留在上海较妥，他一定洁身自爱，决不负她，要她放心。后来证明，他也的确如此。

他在邮局工作受到当局器重，被提升到邮检部门，这在国民党时期属中统管辖范围。因此，解放后，他有特务的嫌疑，虽被留用，只是作为一个普通职员在地安门邮局卖邮票。这也给了他读书的机会。

二哥幼承家学，从小耳濡目染父亲做学问，他又博闻强记，利用空闲时间继续做起了学问。他的《人间词话校释》《南唐二主词校订》就如“锥处囊中”，终被学界认识。

然而1957年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朋友欲办刊物《艺文志》，结果被打成右派，邮局因此将他开除公职。

为了谋生，二哥只好四处找工作。这件事被爱才若渴的国务院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知道后，特将他推荐给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于是二哥进了中华书局文学组，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他只能当一名没有名分的临时工。

1960年前后，时值中华书局编辑的《全唐诗》进入收尾阶段，二哥为该书审核标点。正好此时，二哥的好友词学家唐圭璋编纂修订《全宋词》，唐先生当时在南京，有些资料不易取得，就写信给二哥，请他在北京为《全宋词》补充资料并审核全稿。二哥完成《全唐诗》后，遂接手《全宋词》的校订工作。

初识二哥的人，认为他不过从小受到父亲的启蒙熏陶，基础厚实，但长期在邮局工作，学术上的成就不可能太高。但没过多久，他深厚到令人吃惊的学识令编辑们折服了。可以不夸大地说，凡是有关唐宋两代的文学史料，尤其是宋词、宋人笔记，只要向他提出问题，无不应答如流。一句宋词，他能告诉你词牌、作者；一个宋人笔记的书名，他能告诉你作者、卷数、版本。有人戏称他是“宋朝人”，他不以为忤，反而自得，以后还经常自称“宋朝人”。

在订补《全宋词》的四年工作过程中，二哥写下了大量的宋词考据笔记。当时的文学组组长徐调孚先生一再鼓励他将这些笔记整理出来。

他用了一年的时间，终于整理出了二十余万字的《读词识小》。内容全部是有关作家生平、作品真伪、作品归属、词牌、版本的考订，其严谨和精审，和任何一本高水平的词学考订专著相比都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