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帝国概念的种种疑虑，在2001 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似乎消失了。在世贸中心被炸仅一个月之后，马克斯·布特就在给《旗帜周刊》撰写的一篇言词犀利的文章中明确地使用了“美利坚帝国合理论”和“当今的阿富汗和其他麻烦国家”等词语。布特声称“世界迫切需要那种开明的由外人管理的体制，身穿马裤、脚蹬马靴、头戴软盔且自信十足的英国人就曾经输出过这种管理体制。”第二年，当他的《小规模战争史》一书问世时，标题就取自拉迪亚德·吉卜林臭名昭著的《白人的负担》一诗，此诗写于1899 年，劝告美国政府将菲律宾纳入美国殖民地。新闻记者罗伯特·卡普兰在他的《尚武政治学》一书中也采纳了帝国的概念。他认为：“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在回顾21 世纪的美国时，将认为美国既是一个帝国又是一个共和国。”卡普兰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帝国有其积极的一面，从某些方面而言它是最为仁慈的秩序形式。”另一位保守派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塞默则察觉到人们语气的转变，他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人们开始光明正大地谈论帝国说”。迪奈希·德索沙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中表示赞同“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帝国，但所幸的是它是有史以来最开明的帝权”。他的结论是“让我们享有更多这样的帝权”。记者塞巴斯蒂安·马拉比2002 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一书中，提出美国“新帝国主义”概念是因世界上那些“失败国家”所导致的混乱局面的最佳补救良药。迈克尔·伊格那蒂夫在近期一份读物中批评美国在波斯尼亚、科索沃和阿富汗的所谓“国家再造”成果不够帝国化，缺乏成效。

也许，最好将马拉比和伊格那蒂夫描述成自由派干涉主义者。自由派干涉主义者所支持的正是为埃里克·霍布斯堡所不屑的“人权帝国主义”。但大多数新帝国主义者都是新保守主义分子，他们的观点在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期间或之后涌现出来。詹姆士·库尔斯在《国家利益》杂志有关帝国的特刊中写道：“今天只有一个帝国……美国是全球性的帝国，美国军人是传奇式的大英帝国文官的真正传人，且不仅仅继承了富有献身精神的大英帝国武官们的传统。”《旗帜周刊》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2003 年在福克斯新闻中声称“若要变强大，我们需要犯错。如果有人想说我们是帝国主义强权，无所谓”。同月间，《华尔街日报》暗示，美国可采用19 世纪中叶英国海军打击奴隶贸易的模式设立殖民部，以便更好地管理在中东和亚洲新获取的财产。

五角大楼里，最常与“新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人物是国防部常务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此人在老布什政府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时，提出“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应该是说服潜在对手们不要奢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也不要妄想摆出更具攻击性的姿态来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他以这样的言论而获得恶名。那句在1992 年写的话在当时备受争议，但现在看来实在是平淡无奇。9 年之后，国防部长办公室在新港海军战争学院组织了一次夏季研习班，旨在探究“长期（50 年）维持美国优势的各种战略途径”。此次研习班将美国同古罗马、中国、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之间分别作了详细对比。对于美国高级军官而言，这些相似之处显然并没什么令人意外的。2000 年安东尼·济尼将军——后来成为美国中央军区司令，告诉记者丹娜·普利斯特说他已成了现代总督，历史上那些尚武政治家们的传人。那些人管辖着古罗马的偏远领地，给那些地方带去了尊崇法律的罗马的秩序和理念。很难说这一点具有讽刺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