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路扩张很容易，这一点经常被遗忘。一方面，美国本土土著居民的人口数量非常之少，技术非常落后。他们无力与潮水般涌来的白人定居者抗衡，只能进行一些零星的、无效的抵抗活动。这些白人殖民者正是受到大片处女地远景诱惑而蜂涌西进的。1820 年到1869 年间，大约600 万移民来到美国，到1913 年的几十年时间里几近1 600 万。在1820 年，土著居民人口不过只有32.5 万人（仅占总人口数的3%），由于疾病和多次的小规模战争，他们的数字几乎是前一个世纪的一半。新的共和国只是继续了老的英式做法，将土著居民传统的狩猎场地作为无偿的、免费的、无主的土地进行使用。杰斐逊曾提出过一种“并非基于攻占的扩张，而是基于契约与平等原则的扩张”。然而，与他写的关于平等主题的诸多文章一样，这个提法是隐含修正条件的。正如他的“人权”概念并不适用于他的或其他任何庄园主的奴隶一样，美国领土的扩张也不会征求北美原住民的同意。早在1817 年，美国战争部长约翰·西·卡尔洪就炮制了将“印第安人”赶出西经95 度范围以外的政策，此项政策于1825 年正式成为法律。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在宣扬人道主义时几乎无需掩盖那正在发生着的残酷的现实：“正义而人道的政策是劝告（印第安人）放弃他们的财产……到一个西部的土地上去，在那里，他们将完全有可能永远免于受到唯利是图的白人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的酋长政权就可以对他们的利益进行家长式的控制，并有可能使他们的种族得以永存。”一言以蔽之，美洲土著部落被迫将“其财产”同种族生存的“可能性”进行交换，这种交换将在外族强盗家长式的控制下进行。在重要学术著作《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重大意义》（1893 年）中，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寻求将大陆扩张描绘成为美国所谓民主活力的源泉所在。实际上，扩张是通过一个顺序——先是对土地的饥渴，然后是宗教的狂热，最后才是军事武力——来实现的。土地开拓者与宗教狂热分子的人数大大超过士兵的数量。1816 年到1860 年间，美国军队平均人数少于2 万人，略微超过人0.1% 的人口——按照欧洲标准来看，这是一个微乎其微的军民人口比率。屠杀印第安人的战争无疑是残酷的，但它们只是一些小规模战役。肖尼和森米诺尔印第安部落需要找到一个欧洲的盟友才能获取胜利的机会。但1815 年之后，获取这种支持的可能性消失了，印第安人只能孤军奋战了。

1783 年以后，这个成长中的共和国的日子亦变得较为好过些，因为其他对北美具有领土要求的欧洲列强（或欧洲化的强国）没有对它构成潜在的致命威胁。从一方面来看，杰斐逊是正确的，他认为美利坚帝国的基础是保护其领土免受欧洲势力入侵，所以这不会是一个对外征服的帝国。相反，美国更会是一个用现金购买的帝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政府国债购买的帝国。当美国用债券交换领土时，原有的土地拥有者多半会乐意出售。当时被称为“路易斯安那”的这片辽阔的区域是买来的，而不是通过战争获得的，原因在于路易斯安那的前两个拥有者——法国人与西班牙人都不认为保留它会有任何的战略价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路易斯安那的购买交易之所以成功，部分要归功于英国海军。若没有皇家海军对大西洋海上通道的控制，并将拿破仑的势力有效地限制在了欧洲大陆范围之内，杰斐逊的出价可能不会如此欣然地被拿破仑接受。对法国人而言，以覆盖大约80 万平方英里的地产产权交换价值1 120 万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新印制的债券，只是财政上的一个权宜之计。对美国而言，这项交易实际上是所有形式的抵押贷款的最原始雏形。有一点必须补充，此项交易是由伦敦巴林银行作为经纪人安排签约的。相比较而言，1812 年到1815 年间美国与英国开战的阶段里，美国只成功地取得了南部一片不足挂齿的附属领土；西班牙政权在佛罗里达瓦解之后，巴吞鲁日附近的居民立即宣告成立西佛罗里达共和国，麦迪逊则旋即下令对其进行兼并。美国吞并加拿大的梦想也是由于英国的有效抵抗而破灭了，尽管它对多伦多有过短暂的占领。美国与英国和西班牙分别于1818 年和1819 年签订的条约，与其说是军事上的胜利不如说是外交上的胜利。英国认可沿北纬49 度纬线的北界限，放弃对后来成为北达科他州大部分地区的领土诉求，而西班牙则放弃佛罗里达并承认以俄克拉荷马州领土划界的一个新的西部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