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这些改变令人印象深刻。对战争罪犯的东京审判将所有战争祸首定了罪，只有日本天皇裕仁除外。同时被审的还有大约4 000 名左右的小人物，其中900 名被处决。另外20 万以上的高官被迫从国家军队系统、政党以及大公司离职。对教育系统和警察队伍进行了全面检查，放宽了限制并且力量也分散了。公民自由、政治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被奉为至高无上的信条：妇女拥有公民选举权，商会合法化了，新闻媒体逐步自由化了。虽然在麦克阿瑟的建议下，1947 年5 月新的宪法中保留了天皇的位置，但他从此不过是个傀儡罢了。权力被授予一个对两个立法议院负责的政府。宪法规定日本只有在进行自卫时才能诉诸军事武力。

但是，只有1% 的日本高级公务员失业，而美国的统治恰恰是通过原有的公务员体制来实施的。不然的话，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将如何行使职责呢？日本战后的主人们几乎完全不懂他们新的臣民的语言和文化。陆军上校查尔斯·凯兹后来承认：“无论什么日本历史、文化或是神话，我都不知道，我对日本一无所知……”他是1947 年日本宪法起草的关键人物。而且，美国人大多只限于他们在东京自己的“小美国”圈子里。正如麦克阿瑟的一位高级随员所说，“长达5 年多的时间里，除了非常少的情况下，麦克阿瑟亲眼所见的日本就只是坐在车里从第一大厦到他美国使馆的住所的那条路线，长度大约1 英里。”另一名知道内情的人士说：“与他（麦克阿瑟）说话超过两次的日本人只有16 人。”一位美军陆军上校的妻子后来回忆道，他们能够“从（小美国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到处都能看见美国人的面孔。”

今天，有关美国占领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历史，人们强调最多的是这两个国家都非常引以为豪的非凡的经济复苏。但这两个结果都非占领者原先的意图。恰恰相反，原先的打算是要削弱敌人的经济实力，使他们的人民变得贫穷。战争快要结束时，许多美国人是带有敌人该得报应的心情，而并不是让他们得到新生。“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SWNCC）”的一名顾问“几乎提议将日本人这个人种消灭掉”。1945 年的下半年，鲍莱委员会的一份较克制的报告建议降低日本造船业、化工业以及钢铁制造业的产量，还要通过将日本工厂设施移交到战争期间被日本占领的国家去，来降低赔偿付款的金额。1946 年1 月，统计及管理问题专家W·爱德华·德明提议解散一些垄断公司，这个提议被负责战后安排的“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所采用，成为对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部（SCAP ）的指示。直到1947 年5 月，该提议仍然是美国占领当局的对日经济政策的重点，并被盟国的远东委员会采用作为指导性的FEC–230 文件。

反垄断法（1947 年4 月）和公司解散法（1947 年12 月）也强调了同样的理念。这两个法案选定300 家公司进行拆散。这些措施所针对的目标是臭名昭著的大财阀，1945 年前，有相当多的日本产业集中在他们手中。然而，有一个问题成为几乎所有美国战后对它国占领政策的特殊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