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瑟试图穿过“卢比孔河”，只是还没到达对岸便沉了下去。政治上，他失算了。但是在如何赢得朝鲜战场胜利的这一战略问题上，他是否是错误的呢？至少在这一点上，他是有理由的。首先，有限战争的政策并不如杜鲁门所想象的那样，能够很快帮助美国同中国达成协议。休战谈判始于1951 年7 月，但双方用了两年的时间才取得结果。谈判的障碍从官方层面上讲是有关中国和朝鲜的战俘是否应被强行遣返的问题。实质上，谈判困难的原因还在于，美国一边在打一场有限战争，一边又在进行和平谈判，这使得中国人不会对美方采取战争升级的打法有所顾忌。正因为如此，在麦克阿瑟去职的几个月以后，白宫又重新认真严肃地讨论了他所倡导的战略。1952 年1 月，杜鲁门本人提议向中国和苏联发出最后通牒，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的态度在十天之内没有改变的话，美国将封锁中国海岸线并摧毁满洲地区的军事基地。这就意味着“一场全面的战争。它意味着莫斯科、圣彼得堡、沈阳、海参崴、北京、上海、旅顺港、大连、敖德萨、斯大林格勒以及中国和苏联的所有制造业工厂将被统统摧毁”。三个月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战术地使用核武器”。然而，当谈判于秋天再次搁浅时，李奇微的继任者，马克·克拉克将军给华盛顿送去一份计划，“目标是取得军事胜利，并获得根据我方条件商定的休战”。这份计划明确提出了采用核打击“进攻合适目标”的可能性。杜鲁门的继任者艾森豪威尔总统也企图“以足够大规模”的核弹头来结束这场冲突。这本是麦克阿瑟的一贯立场，也是美国公众的立场。当被问及“如果停战谈判中止……是否赞同对敌军使用核弹攻击”，56% 接受民意调查的美国人的答复是肯定的。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迟来的威胁迫使中国方面在主动遣返战俘问题上，最后放弃了先前的主张。如果是这样的话，麦克阿瑟的判断至少有正确的一面。有限战争并没有成功地确保战争的结束，采取核战争威胁反而奏效了。杜鲁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麦克阿瑟的否决不经意间使得战事拖延了两年多的时间。到1953 年7 月27 日停战协定签订之时，已有超过3 万多美军士兵因此丧生（虽然，人们应当记住1951 年之后，伤亡数字已锐减）。更多的士兵在战争中受了伤，超过7 000 人不得不忍受牢狱之灾，其中1/3 以上的人没有幸存下来。参战的联合国军队中其他国家军队有近4 000 人在战争中丧生。韩国的损失则惨重得多，超过40 万人牺牲。更加糟糕的是，战争只打了个平局。朝鲜半岛依然一分为二，朝鲜人民军队泰然处在离首尔仅35 英里之外的地方，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今天。

从某些方面来讲，朝鲜战争所展现出来的是美国共和体制非凡的自我约束性。1951 年，美国同时拥有给新中国以决定性打击的军事实力和民众基础。许多其他帝国强权若拥有像美国这样在核军备竞赛中的绝对领导地位的话，是断然不会关上这扇机会之窗的。然而，杜鲁门退却了，反对他的将军被制服了。为什么？亨利·基辛格博士以及其他政治家们从朝鲜战争得出的经验教训是：与其说美国的那些盟友们是在帮助美国，不如说他们是在阻碍着美国。正如基辛格博士1956 年所认为的那样，“盟国或是没有增添我们的有效实力，或是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目标，或者两者皆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只有美国国内和经济方面的实力才足以让我们承担全世界范围的责任，倘若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必须事先取得所有盟国的同意才进行，这种做法并不能够导致大家的共同行动，而只能够导致共同的无所作为……如果我们的战略利益要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必须保持单独行动的权利，或是与地区性的一组盟友一起行动的权利。”对朝鲜进行军事干预的多边性质产生了一些麻烦，这点是毋庸置疑的。麦克阿瑟的战略显然不符合美国欧洲盟友以及英联邦盟友的胃口。但是，即便美国单独作战的话，杜鲁门还是会选择有限的战事，这一点是明摆着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面对麦克阿瑟的挑战时，他捍卫的是总统和共和国宪法的权威。但他这么做反而与民心背道而驰。麦克阿瑟被解职的当月，战争支持率大约在63% 。到1952 年10 月份，半数不到的被调查者认为，朝鲜战争是“值得打的”（见图4）。打有限战争产生的麻烦是，民众对战争的耐心更为有限。美国要通过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即越南战事——译注）才汲取到这个教训，这场战争并没有以平局收场，而是美国羞辱性地吃了败仗。这个帝国式共和国的自身矛盾在于，赞同有限战争的主要是政治精英和一些军方要人，而选民整体却对此不以为然。你认为美国派兵遏制共产80 主义在朝鲜的扩张是对还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