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第一千年的前500年期间，无论西方（主要是西南亚）还是东方，人类正从低端社会(low-end society)转向高端社会(high-end society)。在低端社会，政教合一，人神一体，统治者就是超自然的神的代表，是“天之子”，他们号称与神有“热线联系”，用自己的道德秩序管理百姓，“巫术”是他们管理社会的基本方式，他们靠地方贵族（通常是他们的族人）提供军队作战，与后者分享战利品，而不是支付军费，因此，他们并不需要大的税收。在高端社会，统治者已由“天之子”变成“首席执行官”，他们不再假装与神有热线联系，妖术退出舞台，他们需要收入养活军队，需要职业化的官僚队伍，因此需要大量的税收才能维持运行。伴随从低端社会到高端社会的转变，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连绵不断的征服战争，统治者互相厮杀，社会秩序大乱，到处“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如果不能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人类的苦难将日益深重。这时候，从爱琴海沿岸到黄河流域，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呼之欲出，这些人无论从社会地位看还是从地理位置看，基本上都来自边缘（个别除外），但他们认为人类应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需要神式的国王(godlike king)超度这个被玷污的世界，拯救人类只能靠我们自己，而不是腐败又残暴的统治者。他们想搞清楚这世界究竟是如何运行的，希望能为社会制定新的游戏规则，把人类从苦难中解救出来。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创始人都是从传统社会中游离出来、取得自由身份的下等贵族--“士”。这些士人在政教合一（“官师治教合”）的时代，由于受职位所限，只能考虑具体的问题(“器”)，没有超于职位以外论“道”的意识。但在政教分离（“官师治教分”）之后，他们开始有了寻找超越世界的“道”意识和责任感。诸子百家观点虽不相同，但他们的共同之处是想为天下立“道”，找到人们正确的行为规范，使社会从“天下无道”走向“天下有道”。他们之间的不同只在于不同学派对“道”的理解有异。当然，像商界企业家一样，为了兜售自己的东西，每个人都采取差异化战略（differentiation），强调自己的思想与其他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