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阅读今天意义上的“经典”是在1976年的某一天。

当时“四人帮”刚刚被打倒，我们这些小学生不久前还在似懂非懂地高唱自己编写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儿歌，转眼之间，又在老师的带领下似懂非懂地投入到“揭批‘四人帮’”的热潮当中去了。我们的英语老师，教了我们一句英语口号：“Smash the four men！”放学后我就鹦鹉学舌地读给了我英语系毕业的父亲听，没想到被父亲大骂一顿。那一天，我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就很没趣地躲到房间里。百无聊赖的我，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抽出一本残破不堪的线装书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此后，这本残书跟了我很长时间，一直跟我到北京大学，并随我漂洋过海来到德国汉堡大学，一待就是好多年。在我的印象中，这本书并不是一个什么好版本，随便一个地摊都能买到。虽说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石印本，但内容却完整无缺。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在阅读《大学》、《中庸》，并且深有感触：当时的我并不知道世界上能有一本书会让我花费整个生命去阅读，而事实是《大学》、《中庸》已经在我的阅读生涯中跨越了整整三十年，而且注定还会延续下去。从此之后，我也明白了，有些书不是读过了就可以搁在一边的，而是弥读弥新的。从历史上看，自从元朝把“四书”（“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定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后，它们就成为读书人必须熟背的经典了，相当于现在的“国家指定教科书”。仅仅就这一点而论，“四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力，是无法评估的。

《论语》、《孟子》大家相对比较熟悉了，而《大学》、《中庸》就比较特别了，他们原来只是《礼记》里的两篇文章，并没有特别尊崇的地位。其中，《中庸》在汉代已经脱离了《礼记》，并且拥有了单行本，但《大学》就不一样了，直到司马光时代才开始出现单行本。当然，司马光这样的大学者、大历史学家，也没有告诉我们《大学》的作者究竟是谁。

很多年之后，南宋的朱熹不仅继承司马光，把《大学》单行，而且继承二程（程颢、程颐），改变《大学》原文的章节文字，并且指出作者是曾子和曾子的门人！这样一来，《大学》不仅取得了儒家经典的最高地位，“四书”的系统也就确立了。

那么，朱熹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弄明白这个问题，不仅可以看出朱熹的苦衷，同时也可以看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有着独特的生命历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