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斯大林的罪行并没有像希特勒的罪行那样激起发自内心的同样反应。前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现任伦敦市市长的肯·利文斯顿曾经努力向我解释两者之间的区别。不错，纳粹是“恶魔”，他说，而苏联则是被“丑化”了。这种看法反映了许多人——甚至那些并非传统左派的人——的观点：苏联只是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出了问题，但那不是本质问题，不可与希特勒德国的问题相提并论。

直到不久以前，仍然可以把公众对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悲剧的认识不足解释为一系列特定情况的必然结果。时间的流逝是其中之一。时过境迁，对共产党政权所应进行的指责确实越来越少了。没有人特别害怕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甚至也没有人特别害怕勃列日涅夫，尽管对于许多毁灭性的行动，这两个人也都负有责任。缺乏以档案研究为后盾的可靠的信息资料显然也是这一系列特定情况的一部分。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不足是因为长期以来原始资料极为缺乏。档案保密；劳改营的遗址禁止进入。电视摄像机从来没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们在德国所做的那样拍摄过苏联的劳改营或是它的受害者。反过来，没有影像资料又使了解的情况更加少。

而意识形态同样使我们无法通过正常的方式了解苏联以及东欧的历史。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少数西方左派就在竭尽全力地为苏联劳改营以及造成劳改营的恐怖统治进行辩解——有时是表示歉意。一九三六年，当时已有数百万苏联农民在劳改营劳动或者被驱逐到流放地，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西德尼和比阿特丽丝·韦布夫妇发表了一份关于苏联的长篇考察报告，除了别的内容之外，报告解释了“被压迫的俄国农民”如何“逐渐有了政治解放的感觉”。在莫斯科公开审判期间，当斯大林专横地判决把成千上万名无辜的苏共党员关进劳改营时，剧作家贝尔托特·布莱希特对哲学家西德尼·胡克说，“越是无辜，他们越应该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