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个社会里，集中营的产生实际上是将这些目标敌人非人化的漫长过程的最后阶段。这一过程首先由辩术开启。在其自传《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描写了他是如何猛然意识到犹太人应当对德国的问题负责、社会生活中“任何可疑的事业、任何丑恶的形成”都与犹太人有关的：“把探测刀放在这一类脓包上，在突如其来的光线照射下，人们就会立即发现通常看不见的卑鄙的犹太人，像正在腐烂的尸体上的蛆虫一样……”

列宁和斯大林也是首先指责“敌人”造成了苏联经济的无数次失败：他们是“破坏者”和“怠工者”以及外国势力的代理人。从逮捕的浪潮开始泛滥的三十年代后期起，斯大林把这种辩术发展到更为极端的程度，他把“人民的敌人”贬为害虫、垃圾、“有害的杂草”。他还说他的反对者“肮脏下流”，必须“不断进行清洗”——这和纳粹把犹太人与害虫、寄生虫、传染病的概念联系起来的宣传手法如出一辙。

一旦把敌人妖魔化，他们就立即着手煞有介事地将其合法地孤立起来。在被实际驱赶到一起并被送进集中营之前，犹太人先被剥夺了德国公民身份。禁止他们担任公务员、律师和法官；禁止他们与雅利安人结婚；禁止他们上雅利安人的学校；禁止他们悬挂德国国旗；强迫他们佩戴大卫王之星的黄色标志；他们还在街上遭到殴打和侮辱。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敌人”实际被捕之前，他们同样在公众集会上受到例行的羞辱；失去工作；被共产党开除出党；厌恶他们的配偶与他们离婚；愤怒的子女谴责他们。

在集中营里，将敌人非人化的做法变本加厉更为极端，这既有助于恐吓受害者，又增强了加害人对其行为合法性的信心。在对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指挥官弗朗茨·施坦格尔所进行的长篇访谈中，采访者吉塔·塞雷尼问施坦格尔，为什么在杀害集中营的囚犯之前还要殴打、羞辱他们并且剥去他们的衣服。施坦格尔回答道，“为了使那些必须实施这些行为的看守保持状态。为了使他们能够继续采取他们已经采取过的行动。”在《恐怖的秩序：集中营》一书中，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佐夫斯基也证明，纳粹集中营囚犯所遭受的非人待遇毫无遗漏地体现在集中营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同样被撕破的衣服，到隐私被剥夺、到粗暴的管理、到不断产生的死亡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