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所能确定的而言，纳粹大屠杀高峰时期所采取的这种独特的杀人方式并没有对应的苏联模式。准确地说，苏联采用别的方法对其数十万公民进行大屠杀。一般情况下，当局在夜间把这些公民驱赶到森林里，让他们一排排站好，接着向他们的头部开枪，然后把尸体埋进事先挖好的万人坑，地方通常靠近某个集中营。这是一种在“工业化”程度和隐匿死者身份方面均不亚于纳粹手段的杀人方式。关于这个问题，也有苏联秘密警察使用废气——毒气的早期形式——杀害囚犯的记述，与纳粹分子早年所为如出一辙。在古拉格的劳改营里，通常也有囚犯并非死于抓人者的屠杀，而是死于严重的效率低下和玩忽职守。在某些苏联劳改营，在某些时候，死亡实际上肯定会落到那些被挑选出来在冬天的森林里伐木或者在条件恶劣的科雷马金矿干活儿的囚犯头上。还有一些囚犯被锁在单人禁闭牢房里冻饿至死，或者躺在没有取暖设施的医院里得不到治疗，或者被随意地以“企图逃跑”为由直接开枪打死。不过，作为一个整体，苏联的劳改营体系并没有被蓄意安排大批生产尸体——即使有时它这样做过。

这是一些微小的差别，但是它们并非无关紧要。尽管古拉格和奥斯维辛的确属于同样的认知和历史传统，然而，它们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政权所建立的集中营体系之间都是独立有别的。一般说来，集中营的概念足以用于不同的文化和情况，不过，即使是对涉及多种文化的集中营历史所进行的表面研究也会显示，具体的细节——如何安排集中营的生活、集中营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它们如何逐渐严格或松懈、它们如何保持残忍或开明——取决于特定的国家、特定的文化和特定的政权。对于那些被监禁在带刺铁丝网里面的人来说，这些细节对于他们的生活、健康和生存至关重要。

实际上，在阅读关于两个集中营的幸存者的记述报道时，受害人的不同遭遇比两个集中营体系之间的区别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每个故事都有其独特的内容，每个集中营让不同性格的人产生不同的恐怖感。在德国，你可能死于残忍；在俄国，你可能死于绝望。在奥斯维辛，你可能死在毒气室里；在科雷马，你可能冻死在雪地上。你可能死于德国的森林或者西伯利亚的荒原，你可能死于一次矿井事故，你也可能死在运牛的火车上。但是归根结底，你的人生经历是你自己所独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