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这些意图方面的细微差别对于成千上万名囚犯或许没有多大影响，就他们而言，平白无故遭到逮捕这件事本身已经足以使人蒙羞。这些差别可能也不影响囚犯通常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被送到西伯利亚某集中营的一名神职人员后来回忆说，汤是下水做的，营房里没有电，而且冬天几乎没有取暖的炉火。沙俄时期的一位重要政治家亚历山大?伊兹戈耶夫被送往彼得格勒北边的一个集中营。途中，他那一行犯人在沃洛格达市停留。没有向犯人许诺的热汤热饭和温暖房间，反而拖着他们到处寻找临时收容所。这里没有为他们准备的临时中转营站。终于，一所过去的学校留宿了他们，屋里只有“光秃秃的墙壁和板凳”。这些犯人最后在市区花钱为自己买了吃的。

然而，并不只有囚犯才会受到如此恶劣的对待。在内战的关键时刻，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紧急需要压倒所有其他事情，无论是教育改造还是惩罚报复或者出于司法考虑。一九一八年十月，北方前线指挥官向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提出要求，紧急需要八百名工人修道路挖战壕。于是，“一些以前经商的公民应约来到苏维埃的指挥部，据说是要他们来为今后可能出现的劳动义务登记的。在这些公民登记时，他们遭到拘留并被送往谢苗诺夫斯基兵营等候派往前线”。更有甚者，当这样做仍然没能凑足工人的数量时，地方苏维埃——地方管理委员会——干脆包围了彼得格勒的主要商业街涅夫斯基大街的一段街区，逮捕了所有没有党证或者不能证明自己为政府机构工作的人，然后把他们押解到附近的兵营。后来，妇女被释放了，而男人则被送往北方，“以如此不可思议的方式被征募的人没有一个获准安排一下自己的家事、与亲属说一声再见，或者带上合适的衣服和鞋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