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的社会主义者能够而且的确在为囚犯的利益大声疾呼，就像俄国革命之前他们所曾做过的那样。布尔什维克政变以后，几位著名的革命者——其中包括写过沙皇监狱生活回忆录的薇拉·菲格纳和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夫人叶卡捷琳娜·佩什科娃——立即帮助再次发起政治红十字会，该会是一个曾在革命之前秘密活动的囚犯救助组织。佩什科娃与捷尔任斯基很熟悉，而且与他保持着定期友好的书信往来。由于她的关系和声望，政治红十字会得到了它在二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保有的种种特权：探访监禁场所的权利，与政治犯谈话的权利，为他们递送包裹的权利，甚至包括请求释放生病的囚犯的权利。一九三七年被捕的作家列夫·拉兹贡听他的第二任妻子——她的父亲曾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囚犯——讲过政治红十字会的事情，在他看来，后来进行这些有组织的活动已经变得不太可能，那仿佛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童话”。

由流亡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和政治红十字会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让布尔什维克大伤脑筋。许多布尔什维克曾经流亡生活多年，所以对昔日国际战友的看法十分敏感。许多人仍然相信革命随时可能蔓延到西方，所以不想让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因负面舆论而有所延缓。一九二二年，饱受西方媒体报道困扰的布尔什维克开始进行其多次尝试——通过攻击“资本主义恐怖”来掩饰共产主义恐怖——中的第一次。为此，他们创办了一个“另类”囚犯救助协会：革命受难者国际救助协会，其俄文首字母缩写是МОПР。该协会声称将对“十万名资本主义国家的囚犯”进行援助。

尽管政治红十字会的柏林分会立即谴责革命受难者国际救助协会企图“掩盖苏联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那些垂死者的呻吟”，其他人却接受了它。一九二四年，革命受难者国际救助协会自称它有四百万名会员，甚至声称召开了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参加的首次国际会议。它的宣传产生了它的标准。当有人请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对一本公开出版的俄国监狱中的社会主义者囚犯所写的书信集发表评论时，他用下面的话作为回答：“几乎完全相同的事情一直在波兰的监狱里发生；你在加利福尼亚的监狱里可以看到这种事情，它们正在那里折磨着世界产联的工人；你在安达曼群岛的英国地牢里可以看到这种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