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当局把这一批囚犯从霍尔莫戈里迁到了设在彼得罗明斯克修道院的另一个集中营。据他们后来向当局递交的一份请愿书说，在那里他们受到“无礼的喝斥和粗暴的对待”，把六个人同时关进一个修道士过去居住的狭窄的单人房间，床铺上爬满了寄生虫，不许他们锻炼身体，不给他们任何书籍或书写用纸。彼得罗明斯克集中营的负责人巴楚利斯同志企图通过剥夺囚犯的权利和热量——还不时地向他们的窗户开枪——搞垮他们。作为回应，囚犯开展了又一轮无限期的绝食斗争并且发出抗议书。最后，他们要求从这个集中营转走，他们说那里正在流行疟疾。

其他集中营的负责人抱怨他们那里的囚犯也是这样。在一封写给捷尔任斯基的信中，一位集中营负责人说，在他的集中营里，“自认为是政治犯的白卫军”组成了一个“活跃的小组”，致使看守无法工作：“他们诋毁政府，败坏它的名誉……他们蔑视苏维埃工人的诚实和好名声”。有些看守自己动手解决问题。一九二一年四月，彼得罗明斯克的一批囚犯拒绝劳动，要求提高食物定量。对这种反抗行为烦透了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地方当局下令判处这批总共五百四十人的囚犯死刑，及时把他们枪毙了。

在其他地方，当局则试图以相反的措施——答应社会主义者囚犯的全部要求——来维持安定。社会革命党人伯莎?巴宾娜回忆了她被关进莫斯科布特尔卡监狱的“社会主义者监区”时与朋友们欢乐重聚的情景，这些朋友“有圣彼得堡地下工作时期的，有我的学生时代的，来自我们四处奔波时居住过的各个城镇”。监狱允许囚犯自由出入牢房。他们组织集体早操，创办了管弦乐队和合唱队，成立了一个提供外国杂志的“俱乐部”和一个藏书可观的图书馆。按照可以追溯到革命以前时代的传统，每个囚犯获释之后都把他们的书籍留在这里。一个囚犯委员会为囚犯分配牢房，有些囚犯高兴地得到了带有地毯和壁毯的房间。另一些囚犯则记得，“我们沿着走廊散步，仿佛这是林荫大道”。在巴宾娜看来，囚犯的生活似乎是虚幻的：“难道他们连把我们正规地锁在牢房里面都不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