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那么大张旗鼓，索洛韦茨基城堡的主营区很快也塞满了身份不太确定的囚犯。囚犯的数量从一九二三年的几百人增加到一九二五年的六千人。他们当中有白军军官及其支持者、“投机商”、前贵族、参加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水兵以及货真价实的普通刑事犯。对于这些同一个集中营的囚犯来说，要想得到茶壶里的茶和糖碗里的糖实在是太难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难以得到某些东西，却容易得到别的东西；尤其容易得到的是不合理的待遇——这已成为索洛韦茨基专设集中营“刑事犯”营区早期生活的特征——以及从到达的那一刻起就降临在他们身上的不可预测的命运。前集中营囚犯兼回忆录作者鲍里斯?希里亚耶夫写道，在到达集中营的第一天晚上，他与其他新来的囚犯受到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第一任负责人A.П.诺格捷夫同志的问候。“欢迎你们，”诺格捷夫以希里亚耶夫所描述的“嘲弄”口气对他们说，“正如你们所知，这里没有苏维埃当局，只有索洛韦茨基当局。你们应该忘掉你们以前的所有权利。在这里，我们具有自己的法律。”正如许多回忆录作者所证实的那样，“没有苏维埃当局，只有索洛韦茨基当局”这句话将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被人提到。

在接下来的几天和几个星期，大部分囚犯都将同时体验到“索洛韦茨基当局”的玩忽职守和残忍成性。改为集中营的教堂和修道院生活条件原始简陋，而且几乎没有设法加以改善。在索洛韦茨基集中营度过的第一个夜晚，作家奥列格·沃尔科夫在通铺——实际上是许多人在上面躺成一排睡觉的宽木板（后面我们还将多次听到与通铺有关的故事）——上面得到一个位置。躺下之后，臭虫开始向他进攻，“一只接着一只，像蚂蚁一样。我无法入睡”。他走到屋外，立即被“成群的蚊子”团团围住……“我羡慕地看着那些在寄生虫的叮咬下酣然入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