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份杂志上，苏联当局声称，社会主义者囚犯享有比那些红军战士更充足的食物定量。他们还可以自由地会见亲属——不然的话他们怎么能将信息偷偷地传递出去呢？——而且配有足够的医生，比一般工人生活区的还要多。文章还以讥讽的口气说，这些囚犯索要“稀缺而昂贵的秘方药剂”，而且要求为他们的牙齿镶上金冠和金桥。

这是结局的开头部分。经过一系列商议——其间苏共中央委员会经过考虑拒绝了让政治犯流亡国外的意见，他们担心影响西方的社会主义者，由于某种原因特别担心影响英国工党——之后，一项决定作出了。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拂晓，军队包围了萨瓦捷沃修道院。士兵给囚犯两个小时收拾行李，然后押送他们走到港口，强迫他们进入船舱，匆匆把他们送往遥远的俄罗斯中部地区——西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和乌拉尔地区的上乌拉尔斯克——的封闭式监狱。他们发现那里的条件比萨瓦捷沃恶劣得多。一名囚犯写到，

上锁的牢房，里面的空气被臭烘烘的破旧马桶所污染；把政治犯分开隔离关押……我们的食物定量比在索洛韦茨基时更少。监狱管理部门拒绝承认我们的号长。既没有医院，也没有医疗救助。监狱分为两层：下面一层的牢房潮湿而阴暗。这些牢房里关的是生病的同志，其中有些是肺结核患者……

尽管他们继续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继续往国外寄信，继续轻轻敲打牢房的墙壁相互传递信息，继续进行绝食抗议，但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正在淹没社会主义者囚犯的抗议声。在柏林，在巴黎，在纽约，原来的囚犯救助团体筹集资金时开始遇到更大的困难。“当十二月十九日事件发生时，”一名囚犯给一位身在国外的朋友写信，提到了一九二三年开枪打死六名囚犯那件事，“我们主观上以为，‘世界将受到强烈的震撼’——我们社会主义者的世界。然而，索洛韦茨基事件似乎没有引起注意，接着，旁观者的笑声成为悲剧的一部分。”

到二十年代末，社会主义者政治犯不再具有特殊的身份。他们与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以及普通的罪犯一起住在同样的牢房。十年之内，当局不会再把政治犯——更确切地说是“反革命”——视为享有特殊待遇的囚犯，而是视为低人一等的囚犯，在劳改营的等级中位居刑事惯犯之下。公民不再拥有政治犯曾经捍卫的那些权利，抓人者对他们感兴趣，仅仅因为他们能干活儿；而且仅仅因为只要给他们足以活着的食物，他们就能干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