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高尔基后来声明，他的索洛韦茨基随笔中没有一句话“不是经书报检查官的笔改动”之后保留下来的。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他写这些东西究竟是由于他的天真幼稚，还是由于他蓄意想要欺骗世人，或是因为书报检查官迫使他必须这样做。无论高尔基的动机如何，在形成对更大规模的新型劳改营体系的公众和官方看法方面，他在一九二九年所写的索洛韦茨基随笔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基础。同一年，这一体系被设计出来。之前的布尔什维克宣传机器曾为革命的暴力行为辩护说，尽管造成了暂时的痛苦，它却是一种必要的手段，具有清除污秽的瞬时威力。高尔基则从另一方面使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制度化暴力行为看上去好像新秩序合乎逻辑和规律的组成部分，而且有助于迫使公众屈从于日益强化的国家极权。

结果证明，一九二九年是因许多别的事情而非高尔基的随笔而被人们所铭记的。那一年，革命政权已经成熟。自从内战结束已经过去将近十年。列宁早就死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实验——新经济政策、战时共产主义——在尝试之后被放弃了。就像索洛韦茨基群岛上风雨飘摇的集中营已经变成以北方专设集中营为名的劳改营网络体系一样，苏维埃早期那些随意的恐怖行动同样渐渐消失了，代替它们的是对当政者心目中的敌人所进行的更有系统的迫害。

一九二九年，革命还有了一个类型完全不同的领袖。整个二十年代，部分通过掌管党的人事决定权，部分通过大量利用秘密警察——他对秘密警察怀有特殊的个人兴趣——为他搜集的秘密情报，约瑟夫·斯大林首先打败或者消灭了布尔什维克的敌人，然后打败或者消灭了他自己的敌人。他开展了一系列党内清洗行动。清洗首先指的是开除党籍并且安排在群情激昂、互相攻击的群众大会上宣布。在一九三七和三八年，这些清洗行动将把被清洗者置于死地：开除党籍之后经常会被判处在劳改营服刑——或者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