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松委员会的每一名成员对所有这些情况了如指掌，这似乎足以使他们把监狱系统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管辖。但是，斯大林同样直接干预了扬松委员会的审议过程。在错综复杂的审议过程中，政治局竟然一度改变了委员会原来作出的决定：宣称它计划重新收回秘密警察对监狱系统的管辖权，然后将其交还给内务人民委员部。这种可能性激怒了斯大林。在一九三○年写给其亲密合作者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中，他痛斥政治局的计划是“腐朽透顶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所搞的“阴谋”。他指示政治局落实扬松委员会原来的决定，并且撤销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斯大林将集中营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管辖的决定决定了集中营未来的性质。它使集中营脱离了正常的司法监督，从而使它们牢牢掌握在秘密警察官僚机构——它起源于超越法律的神秘组织契卡——的手中。

对建立“索洛韦茨基式集中营”的必要性的反复强调也有可能同样来自斯大林，尽管几乎没有过硬的证据支持这种推测。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索洛韦茨基集中营从来没有赢利过，不是一九二九年没有，而是从来都没有。在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一九二九年六月这一工作年度，北方专设集中营仍然从国家预算中得到了一百六十万卢布财政补贴。虽然北方专设集中营可能看上去比地方企业更有成效，但是，任何懂经济的人都知道，它根本不是公平竞争。例如，使用囚犯的林业劳改营与正规的林业公司相比总是显得产量更高，这只是因为后者雇用的农民仅仅在无法干农活儿的冬天才来伐木。

然而，索洛韦茨基集中营却被认为是赢利的——或者说，至少斯大林认为它是赢利的。斯大林还认为，正是由于采用了弗伦克尔的“合理”方法——根据囚犯的劳动量分配食物并且清除不必要的“累赘”——索洛韦茨基集中营才赢利的。弗伦克尔的方法已经得到最高领导层认可的证据可以根据结果看出来：这一方法不仅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而且弗伦克尔本人还被任命为斯大林时代古拉格的第一个重大工程白海运河建设项目的负责人。对于一名前集中营囚犯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职位。后来，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由于来自最高层的干预，他受到保护，从而免遭逮捕和可能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