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许多纯属间接但很有趣的迹象表明,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所进行的大规模逮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是为了满足斯大林对强制劳动力的需要,而不是——像大多数人一直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为了严厉打击他心目中或者潜在的敌人。如今,一些最权威的苏联劳改营历史的撰写者指出了“劳改营经济活动的效率与送到那里的囚犯人数之间的正比关系”。他们坚持认为,恰恰在劳改营扩张的时候,恰恰在迫切需要囚犯劳动力的时候,对轻微犯罪行为的量刑突然变得更加严厉肯定不是偶然的。
一些零星出现的档案文件暗示着同样的情况。例如,一九三四年,雅戈达给他在乌克兰的下属写信,要求得到一万五千至两万名囚犯,全部都要“适合劳动的”:为了完成莫斯科-伏尔加运河,迫切需要这些囚犯。信上标明的日期是三月十七日,而雅戈达还在信中要求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方负责人“采取特别措施”,以保证囚犯在四月一日之前到达。但是,信中并没有清楚地说明这一万五千至两万名囚犯应该来自何方。他们是为满足雅戈达的需要而专门逮捕的吗?或者像历史学家特里?马丁所认为的那样,雅戈达仅仅是在努力保证劳动力定期正常地流入他的劳改营体系?后者是他实际上从来没有达到过的一个目标。
如果有关方面打算通过逮捕来增加劳改营人口的话,那么,他们采取行动时的效率之低下几乎到了荒谬可笑的程度。马丁和另外一些历史学家还曾指出,每次大逮捕的浪潮似乎都让劳改营的负责人们措手不及,使得他们甚至难以维持表面上的经济效益。实施逮捕的官员也从来不对受害者进行合理的挑选:他们不仅逮捕将在北方边远地区成为最佳劳动力的年轻健康男性,而且大量逮捕妇女、儿童和老人。完全不合逻辑的大规模逮捕似乎证明,关于存在一个精心设计的强制劳动力计划的看法并不成立——以致许多人因此得出结论,进行逮捕首先为的是消灭斯大林心目中的敌人,其次才是为了充实斯大林的劳改营。
然而,关于苏联劳改营发展过程的这些解释毕竟不是绝对相互排斥的。斯大林很有可能打算通过逮捕的方式达到消灭敌人和产生强制劳动力的双重目的。他可能同时受到自己的偏执妄想和地方领导人对劳动力的需求的驱使。程序也许被最大程度地简化了:斯大林向苏联的秘密警察提出集中营的“索洛韦茨基模式”并且选定受害者——而斯大林的部下则根据他的指示抓住时机迅速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