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可见，当今中国贫富分化的局面，既有制度安排的严重缺陷，有权钱交易加剧的资源分配不公，有行政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滥用、贪婪和催肥，也有市场竞争内生垄断的马太效应。显然，无视这些多以万亿元规模分配的财富和国民收入大格局，仅着眼于一些并不改变问题本质的枝节问题乃至虚构的矛盾，无论我们天天唱什么高调，都不可能真正缩小贫富差距。

由于制度歧视和权力垄断造成的收入和贫富分化，其危害不仅在于贫富差距的急剧拉大必然会减少社会大众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从而损害经济成长；更在于这种基于垄断力量的收入和财富再分配，损害了社会竞争的公平性，既破坏了人们乃至后代在竞争中的机会平等，也无助提高效率和促进创新，只会造成奢靡和傲慢与失落和仇视在两极的积累，从而必然会加剧社会阶层的分裂和冲突，拖累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就削除垄断和歧视特权而言，效率和公平并不冲突，公平分配财富与激励创造财富并不矛盾，反而是相互促进的。我们完全不必畏首畏尾，更不能受既得利益或偏见意识的左右，有选择地反对某种形式的垄断与不公(如政府特权与官员腐败)，而容忍另一些形式的歧视与垄断(如户籍歧视与资本的巧取豪夺)。实际上，狼狈才能为奸。网开一面等于没有网。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所有垄断的不公正和制约它们的努力，其实最后都殊途同归。

因此，针对歧视性的垄断制度，能否切断农村土地征用的财富转移，使之全部用之于农民的福祉和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化，从而断绝一切人打农村土地生财的念头；能否把中国工人主体农民工的贡献反哺于他们及其家属，使他们能够在就业地安居和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能否拨出专款巨资，优先解决所有农民工子女的平等教育权利包括留守儿童的普遍免费寄宿制教育；能否迅速启动利率的市场化以保护亿万普通储户不至于成为银行和企业利益的输送者和所谓金融稳定的牺牲者等，所有这些在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建立之前，还只能寄望党和政府从保持执政地位的长期利益出发，拿出为扼制贫富分化而壮士断腕的决心。此外，面对权力垄断、资源垄断和市场垄断所造成的社会严重不公和分配失衡，我们需要进一步审视我国社会财产和收入再分配的机制，揭示那些太久没有得到重视和修补的巨大制度漏洞如何造成保障社会公平分配最后一道防线的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