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洲那些充满戏剧性且带有贵族情调的自拍照相比，美国19 世纪晚期和20 世纪早期的自拍照片则保守庄重的多，照片中的人物通常扮成探险家或拓荒者，或扮成在相机前摆拍的艺术家如摄影师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1879 ～ 1973）是与画架合影。但最著名的特例要属弗雷德·霍兰·戴（F. Holland Day，1864 ～ 1933）和沃伦·汤普生（Warren Thompson）的照片。弗雷德在照片中不断地扮演成耶稣；汤普生在早期用银版照相法制作的照片中身着当时“典型的”男性装束，装扮成猎人、思想家、艺术家甚至是阿拉伯人。

然而，两位美国女摄影师拍摄的自拍照片似乎更为激进，也更为不露声色地反叛传统。摄影记者兼社会活动家弗朗西斯·本杰明· 约翰森（Frances Benjamin Johnson，1864 ～ 1952）因其拍摄于1896 年的一张自拍照而成名。照片中的她翘着腿，坐姿看上去就像个男人，右手夹着烟，左手握着一个啤酒杯，挑战了人们传统上对于女性气质所能接受的底线。同样，这种挑战也体现在爱丽丝·奥斯登（Alice Austen，1866 ～ 1952）“快照”式的自拍照片《1891 年8 月6 日晚11 点，戴着面具、穿着短裙的楚德与我》（Trude and I，Masked，Short Skirts，11 pm，August 6，1891）中，照片中两个穿着“短裙”戴着面具的女人一起抽着烟，大胆的让头发披散在身上。这两张照片，虽然在构图上相差甚远，但都背离了两位摄影师一贯的创作模式（当时她们的大部分作品破天荒地拍摄于影棚之外），对女性气质的建立以及19 世纪晚期社会大众对于女性行为的接受具有重要意义。照片中的她们与同阶层女性所遵循的行为规范背道而驰，她们用自拍的方式重新思考何为女性气质，并以此暗讽上流社会的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装扮行为。

自拍照使女性艺术家从僵化的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女人作为男人的缪斯）中获得了一定自由。正如评论家苏珊·巴特勒（Susan Butler）所说，“在弗朗西斯·本杰明·约翰逊（Frances Benjamin Johnson）、爱丽丝·奥斯登（Alice Austen）、弗洛伦斯· 亨利（Florence Henri）、安妮·诺格尔（Annie Noggle）、朱迪·戴特（Judy Dater）、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和苏珊·希勒（Susan Hiller）等女性艺术家的身上，这些例子不胜枚举，她们的作品充满了严肃的反抗、不雅的裸露、对传统的颠覆、对身份的盗用与普遍的不妥协，汇集成一份令人难忘的档案。”

拼贴与伪装：欧洲的现代主义

早在后现代理论、多变的女性气质被广泛接受之前，艺术家克劳德· 卡恩（Claude Cahun，1894 ～ 1954）便已开始探索如何去塑造变幻不定的性别角色。卡恩在其代表作《无效的忏悔录》（Aveux non Avenus）中这样写道：“一个面具套着另一个面具，我始终要去做的就是将这些‘面孔’层层揭开。” 卡恩的双性同体的扮装和她千变万化的性别角色，同样表现在书中一幅由照片、插图、图形、法语和英语文字制作的拼贴画中。通过告诉我们角色扮演是一种伪装，卡恩指出：真实的自我永远不会被揭露，因为它是表演性的，是一个角色而非一个事实。她一生热衷于自拍，通过照片探究“自我”与“他者”间的流动性。卡恩的双性同体的名字（她出生时的名字是Lucy Schwob）、富有争议的诗、男性化的外表以及她对“戏剧性”的深刻理解使其成为后现代性别认同理论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