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之声

20 世纪70 年代和80 年代早期，随着认同理论和后现代理论的兴起，自拍照开始成为在政治和文化语境下思考个人认同问题的重要工具。艺术家日益趋向于用摄影去表达与种族、性与性别有关的身份认同问题，在以白人至上主义、中产阶级和男性中心主义为主导的西方艺术界中，他们总是以身体为工具去引导人们将目光投向那些被主流价值观忽视的群体。后现代理论认为“自我”存在于多种角色之中而非仅仅是内心情感的体现或自传性的表达。美国的女性主义艺术家、同性恋艺术家和黑人艺术家发出最强有力的声音，他们对那个时期欧洲的许多艺术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20 世纪60 年代后期开始， 阿德里安· 派珀（Adrian Piper）便开始了观念艺术的创作和实践。在作品《神话般的存在：我/ 你（她）》（Mythic Being:：I/You [Her] ，1974）中，她用10 张照片把自己从女人变成想象中的男人，并配以自传性文字以强调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问题。照片标题中变化的人称代词不仅体现了艺术家对“自我”的质疑态度，而且突显出人们对种族、性别所持的固有偏见。观者不得不去追问：谁代表了“我”？是我自己还是作品中描绘的那个人？作为观看者的我，我的观点是否与文字所描述的观点相同？派珀在最后一张照片中最终“变成”了男人，自我不再是固定不变而是流动可变的；自我的这种动态特征和多面性特征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的基础，它明显有别于后现代思潮之前严格按照种族、性与性别去决定一个人的社会/ 文化身份的方式。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许多政治议题被逐步发展成主流艺术，这让曾经属于边缘群体的艺术家不但对摄影艺术史的发展有所贡献，而且在很多时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的照片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他的摄影风格非常古典（这种传统的艺术摄影风格在70 年代曾被许多艺术家摒弃），大多数照片拍摄于影棚内，这些照片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男同性恋文化在纽约艺术圈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保守的里根时代也同样引发了有关艺术资助问题的争论）。他在自拍照中塑造了一系列不同角色：他挑衅地、惊世骇俗地在肛门中放入一根长鞭充当同性恋中的男性角色；他女性化地表现自己裸体的躯干；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创造出代表了生与死的“死亡象征”（memento mori）。

转型与转变

新旧世纪之交，我们亲历了一系列变革，包括对写实风格的回归，这不仅是自拍照的复兴，而且是整个肖像艺术的复兴。策展人、编辑、图片编辑等需要面对大量当代影像的专业人士特别针对近来自拍照的兴起而展开了讨论。了解这其中的原因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意识到大量以自我为研究对象的摄影作品与单纯的自拍照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