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我们的文学作品拿不出具有强大的美感召唤力、使人明净纯化的性爱小说。要么是色情或变态性心理的发泄，如《金瓶梅》及茅盾、郁达夫的部分小说中的性欲内容；要么是无性的爱，如《红楼梦》中的宝黛之爱及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爱情。中国作家适合于在性的边缘写爱情。一旦在文学上把男女两个肉体结合在一起，就免不了脏兮兮的，给人一种恶浊感。常说成功的文学作品是潜意识的显露，如果文学作品中都难以出现健康的性心理，你还能指望这种心理何日在社会上扎根吗？

性成为肉体生命力的证明时，它就成为逃避死亡恐惧的方式。只要有性力，就可以借助这性力将死亡恐惧有效地排除出意识领域。这时性只不过成为一面映照生命力的镜子，性的对象也成了工具。这是压抑死亡意识、以拥有生命为目的为满足的价值观的必然结局。而如果把他人作为证明自己生命力的工具，久而久之会养成一种心态、一种文化。这种心态与文化会习惯于从对己有用无用的角度看待他人，而所谓有用无用的准则又是以肉或物的坐标来衡量的。我们在抓取身边的一切作为生命的证明时，他人已被我们充分物化。这种处世态度不可避免地使我们这个民族在重人情（因为有用）的背后极度的冷漠（因为无用）。

只有不以拥有生命力为满足，向往未来、渴望永恒的人，性的生理压力才会成为他们提高自我、升华自我的驱动力。肉体活动的价值就取决于能否体验一种崭新的精神境界。这意味着双方在结合过程中的共同创造。在性活动中追求或沉浸于精神境界的体验，也就是肉身成道。只有这样，性才能真正培养、滋润、发展我们的爱心。

与逃避死亡、压抑死亡意识相反的人生态度是勇于面对死亡。勇于面对死亡不仅仅是指死亡降临的瞬时状态，作为一种生存哲学、一种处世态度，它主要是指将“人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这一意识贯穿于他整个生命运动之中。将“人都是要死的”作为知识来把握，与在深层意识中渗透着这样的了悟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前者连小孩也做得到，并且掌握了这种知识丝毫不会使日常生活受到影响。后者却不同，一旦“人都是要死的”这一黑色标语悬挂在内心深处，它会使人的生活方式、处世态度、价值观念，乃至整个身心都发生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