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天才的境界，总不见得要求生活中人人都达到这种境界。我当然不会愚蠢到这种地步。但是一个民族有没有清醒的死亡意识，有没有向往未来与永恒的冲动，精神气质将大不一样。而民族的精神气质就是滋养天才的土壤，精神气质差，天才就难以出现。中国的版图差不多同欧洲一样大，我们敢说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同欧洲一样吗？不要说同整个欧洲比，就是其中的一个民族——犹太人，他们中的天才也不知比我们多出几倍。前面说过，真正的自信源于永恒性的获得，因此天才永远是民族的骄傲，他是该民族占据永恒位置的象征。我们在西方世界面前的自卑感，物质的贫困是外在形式，真正不可救药的自卑就在于我们没有贡献出足以使我们自信与骄傲的成批天才，从而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只占据着与人口版图极不相称的可怜可悲的地位。

人口众多，创造力贫弱，逃避死亡——这三者之间不是有着内在的联系吗？

冯友兰曾说过中国哲学是一种早熟的智慧，是一种老年人的哲学。我认为这是冯友兰最深刻的一句话。逃避对死亡的意识正是一个人垂暮之年的心态，明知死期将至，由于怕死，就竭力回避任何有可能联想到死的东西。老人不愿也不能对死亡有清醒意识，因为即使面对死亡，他也已无能为力，造化已不再给他精力与时间去超越死亡。

正是出于对死亡的逃避心态，宗教在中国就无立足之地，因为宗教是生与死的联结点，它通过仪式象征性地向教徒提醒着死亡，以引导人们对永恒世界的向往。中国人由于拒绝死亡的提醒，当然就对宗教没有兴趣，始终没出现过精神寄托场所——教堂之类的建筑。由此我想到西方人之重精神必定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教堂。那钟声，那定期的弥撒，那教堂中的特有氛围，天长日久，势必在无意识中对人的灵魂发生影响。

一个民族不回避死亡，对人类的永恒有所认识，该民族就有了从精神上衡量事物的眼光。如果没有这种素质，不要说没有识别天才的眼光，连知识分子他们也会极为痛恨。因为知识分子显示了一种精神价值，这种价值的显示就会暴露出他们那种逃避死亡的生存哲学的虚幻，衬托出他们生命的苍白。他们不愿被否定，就以否定任何与永恒有联系的事物来维持自己的文化心态。在知识分子都难以立足的背景下，你还能指望有许多天才产生吗！